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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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７３号）
《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已经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５日省人民政府第６７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郑斯林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三日
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基本国情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保证《条例》和本细则的贯彻实施。
第三条 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都应重视和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并根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制定实施计划生育的具体措施。
第四条 各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乡、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管理计划生育工作。其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对本区域计划生育工作负总责，并明确一名负责人主管计划生育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组织建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按规定配备计划生育助理或专职干部，充实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健全县、乡、村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乡（镇）、街道办事处及村（居）民委员会应结合为群众提供生产、生活、生育服务，做好村级计划生育规范化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人口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同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加强对人口计划的管理，在每年第三季度下达次年度人口计划，并督促各基层单位具体落实。基层的人口计划和执行结果要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将计划生育管理和人口计划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主要负责人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计划生育的主要职责是：（一）贯彻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二）组织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三）负责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落实；（四）负责计划生育经费的筹集和管理；（五）保障计划生育具体措施的落实；（六）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者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
第九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明确一名负责人主管计划生育工作，并把计划生育纳入群众性的创建文明单位的活动，将是否达到计划生育规定指标，作为评比先进（文明）单位、个人以及五好家庭、新风户的条件。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年度计划生育事业经费作出安排，并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乡（镇）统筹费中应当保证一定比例作为乡（镇）村两级的计划生育经费。其不足部分，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明确经费渠道。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对计划生育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必须实行“乡收县管、财政监督”的管理体制，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任何部门或单位及个人都不得借支、挤占或挪用；征收时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制定的统一票据。具体办法，由省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逐步建立和推广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二条 《条例》第十条中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以及股份制等工商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职责是：（一）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保证人口计划的落实与完成；（二）落实计划生育宣传教育、避孕节育措施及奖励等各项经费；（三）确定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或者专、兼职人员，督促做好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工作；（四）保障实行计划生育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受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委托，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可与未婚青年签订晚婚、怀育龄夫妻签订晚育、节育等计划生育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应符合下列要求：（一）合同一方为受委托的基层单位（称甲方），另一方为未婚青年或已婚育龄夫妻（称乙方）；（二）合同条款必须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三）合同一经签订，双方都必须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违约者按合同条款处理；（四）合同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五）合同由县（市、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规定统一格式。合同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基层人民政府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诉，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四条 女方年满２４周岁后生育第一个孩子的为晚育。女方年满２３周岁初婚，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尚不满２４周岁的，可享受晚育待遇。
第十五条 残疾儿童的认定，需经县（市）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会同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小组鉴定。对鉴定不服的，３个月内报设区的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市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会同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小组复查、鉴定。
第十六条 本省公民与港澳台同胞、外国公民依法结婚后，仍定居本省，一方原有两个以上孩子且已在大陆外一居，另一方系未育者，可允许其再生育一个孩子。夫妻双方均为归侨或港澳台同胞，回大陆定居不满６年，可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但不能生育第三个孩子。定居６年以上，按《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中“无生育条件”系指４０周岁以上未婚或确属呆、傻、痴、生殖器官缺陷等无结婚条件及婚后无生育能力。
第十八条 《条例》第十五条第八项、第十六条第六项中从事井下作业或海洋捕捞不满５年，因健康、工伤或工作需要等原因，经组织批准短期（１年以内）离开原工作岗位，现仍从事井下作业或海洋捕捞的，前后时间可合并计算。
第十九条 符合《条例》第十五、十六条规定生育两个孩子后其中一个孩子死亡、夫妻仍符合《条例》第十五、十六条规定，可按计划再生一个孩子。
第二十条 符合按计划再生育一个孩子条件的夫妻，必须按下列程序办理审批手续：（一）夫妻双方向所在单位（无单位的夫妻向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应及时将申请人、申请理由张榜公布半个月，群众无异议的，到女方常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领取申请表，交申请人填写后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在接到申请表次日起１个月内审核完毕，报所在地的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二）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应在接到申请表次日起３个月内（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６个月的）审批完毕，符合条件的，发还申请人所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张榜公布１个月，公告期间无异议的，发给二孩生育证，有异议的应重新审核。
第二十一条 夫妻中，男、女户口不在同一个地区，由女方常住地安排生育计划。女方户口为本省内的，应持女方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初婚或未育证明申请安排生育；女方户口为省外的，应持女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出具的初婚或未育证明申请安排生育。
第二十二条 符合《条例》第十六条照顾再生一个孩子条件的夫妻，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后，按《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执行。对已领取二孩生育证者，在办理农转非手续前已怀孕，可允许其生育；未怀孕的，生育证废止。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
第二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必须执行婚前健康检查制度，经检查患有《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或者《母婴保健法》规定暂缓结婚疾病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 凡经县（市、区）及县级以上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检查，确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由一方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登记结婚。
第二十五条 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后应采取上环、生育两个孩子后应采取结扎等综合避孕节育措施。
第二十六条 未达到法定婚龄或已达到法定婚龄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怀孕的；不符合再生育一个孩子条件或虽符合条件但未办理法定手续而怀孕的；应采取而未采取避孕措施和因避孕措施失败而怀孕的，应终止妊娠。
第二十七条 接受节育手术后的休息时间，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原地方规定的休息时间高于国家规定天数的，可仍按当地的规定执行。如因避孕节育措施失败而终止妊娠手术后，其所在单位应按规定给予休息，不影响工资和奖金。
第二十八条 各计划生育技术部门、医疗卫生单位，应在育龄群众中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的科学知识，提供优质技术服务。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享受晚婚假的必须是夫妻中的初婚的一方或双方，未达晚婚年龄的不得享受，其初婚年龄以结婚证书上的日期计算。
第三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其子女在１４周岁以内的，可以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证》：（一）一对夫妻婚后生育一个孩子后自愿不再生育的；（二）婚后符合政策生育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在１８周岁前死亡，现只有一个孩子的；（三）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孩子，一方系未育，又不再生育的；（四）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孩子，判决或调解给原配偶抚养，一方未育，婚后生育一个孩子的；（五）夫妻婚后生育一个孩子，离婚或丧偶后，抚养孩子的一方没有再婚的；（六）再婚夫妻的双方均只生育一个孩子，其中一方的孩子已判决、调解给原配偶，而又不再生育的；（七）婚后５年未育，按法定手续收养一个孩子的。未达晚婚年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个孩子的，可以领取《独生子女证》，待达到晚育年龄（女方２４周岁）后，享受《条例》规定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三十一条 领取《独生子女证》，一般由女方向常住地村（居）民委员会或单位提出申请，经男女双方常住地村（居）民委员会或单位初审后，送女方常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由所在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批发证。
第三十二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除《条例》已有明确规定的，按以下规定执行：（一）夫妻一方或双方为个体工商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从个体工商户的统筹费中列支奖励金总数的５０％或全部；（二）半年以上的临时工、农民合同制工，由用人单位支付；（三）停薪留职职工、无职业的，由原单位支付；被其他单位聘用的，由聘用单位支付；从事个体经营和临时工、合同工的按本条第一、二项执行。（四）丧偶或离婚后没有再婚的，全部由抚养孩子一方所在单位支付；（五）夫妻一方为在读研究生（除代培生外），全部由另一方所在单位支付；（六）夫妻双方均为城镇待业居民、在读研究生（除代培生外），由户籍所在的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列支；（七）夫妻一方在外省或已自费出国，一方在本省，本省所在单位支付５０％；（八）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且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在乡（镇）统筹费中支付，不足部分各地政府应明确经费渠道。农村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利用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终身无子女者：（一）终身未婚又未收养过孩子；（二）夫妻婚后未生育又未收养过孩子；（三）再婚夫妻中未生育、未收养过孩子又无继子女的一方；（四）丧偶或离婚的一方未生育和未收养过孩子又无继子女。上述终身无子女者，在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５日以后达到退休年龄退休的，经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报县（市、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审核，领取《终身无子女证》后，可享受《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待遇。提前办理退休手续的，待达到退休年龄后方可享受以上规定的有关待遇。领取《独生子女证》后，其孩子在１８周岁前死亡又不再生育，可享受终身无子女待遇。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对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表现好的人员，可根据其工作成绩给予表扬或奖励，发给荣誉证书，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条例》第三十条第三项中前一年度实际经济收入明显高于所在地劳动力平均或职工平均收入的，系指高出所在乡（镇）劳动力平均或县（市、区）职工平均收入的２５％及以上。其实际年经济收入，系职工的，由所在单位劳动人事部门提供；系农民的，由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提供；系个体工商户的，由经营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税务部门提供；系闲散无固定职业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指定的部门提供。无经济收入或收入不明的，其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基数标准，在农村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提供，一般不低于所在乡（镇）劳动力年平均收入；在城市的由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指定的部门提供，一般不低于所在县（市、区）的职工的年平均收入。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应终止妊娠而不愿终止妊娠的，按合同规定处理。不终止妊娠或手术后仍然造成生育后果的，按下列规定处理。（一）未达到法定婚龄或虽达到法定婚龄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生育第一胎的，按《条例》第三十二条处罚；生育第二胎及以上的，比照《条例》第三十条处理；（二）应采取而未采取避孕措施或因避孕措施失败造成生育后果的，按《条例》第三十条处理。
第三十七条 对曾生育过孩子的已婚者，因非婚姻关系而生育第二胎及以上的，比照《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处理；对未曾生育过孩子者，因非婚姻关系而生育第一胎的，比照《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收养弃婴的，比照《条例》第三十条处理。
第三十九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或会同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其中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违法乱纪的，处以４００至２０００元的罚款。（二）伪造、出卖计划生育有关证明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５００至２０００元的罚款。（三）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对鉴定单位处以５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并由其主管部门追究单位领导的行政责任；对鉴定者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１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的罚款，并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四）擅自为他人摘除节育器，为他人做假节育、绝育手术或擅自为他人做输卵（精）管复通手术，造成破坏计划生育后果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没收手术单位或手术者非法所得，并可对单位处以５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并由其主管部门追究单位领导的行政责任；对施行手术者根据情节轻重处以１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的罚款。（五）有其他严重妨碍计划生育行为的，处以１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罚款，有非法所得的应予没收。
第四十条 对出生婴儿去向不明又提供不出有效死亡证明，系第一个孩子的，暂不安排生育计划；系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比照《条例》第三十条处理。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遗弃婴儿的，除责令其找回被遗弃的婴儿外，由公安机关按《收养法》规定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在办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时，应１９８５年９月５日后发生的计划外生育行为的夫妻及其子女是农业户口的，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如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按国家有关政策整户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在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或实施处罚和落实节育措施后方可办理。
第四十三条 对计划外生育的在职职工，其单位或主管部门可按批准权限视情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的行政处分；个别情节严重，影响很坏的可以开除。但在作出开除决定之前应征求同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四十四条 对计划外生育的个体工商户，由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配合计划生育主管部门落实有关行政处罚。
第四十五条 凡单位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当年不得评为先进（文明）单位，取消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当年评比先进的资格，并视情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四十六条 对执行人口计划不力，造成人口失控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单位的罚款，不得在事业费或者成本中列支。
第四十八条 拒不执行《条例》及本细则有关规定的单位，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或予以查处。
第四十九条 对计划外生育的夫妻的处罚，由女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常住地或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地已作出处罚决定的，另一地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处罚。男女一方在本省、一方在外省的，由本省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常住地或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对计划外生育的夫妻双方或未经结婚登记而生育的男女双方作出处罚决定时，应向双方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接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单位和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协助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条 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及收养的子女合并计算为现家庭生育子女数。
第五十一条 《条例》第十二条中的“基层单位”系指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第五十二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８日江苏省人民政府第９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第五十三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条例》和本细则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DSU系列论文之三：非违反申诉的确立
刘成伟
在前一论文中作者已经简单提及，由于缺乏违反申诉中那种由义务违反本身直接裁定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这样一种推定的存在，非违反申诉的确立将更多的举证责任放到了申诉方的肩上，其确立过程也更加复杂。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以及争端当事方通常都认为GATT第XXIII:1(b)条所规定的非违反救济，“应该谨慎处理而且应该作为一种例外救济”。 专家组在Japan-Film (DS44)一案中还是指出：“尽管我们认为非违反救济应该谨慎适用并应该作为一种例外救济，每一案件都应根据其自身价值（on its own merits）而受到审查，并谨记前面提及的保障互惠的关税减让的谈判进程的需要。因此，我们作为专家组在有义务审查根据第XXIII:1(b)条的权利主张时的角色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对...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已经损害或取消了...第XXIII:1(b)条范畴内的利益，作出客观评估。” 〖1〗本文作者拟就专家组在此方面如何根据每一案件的“自身价值”及其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而进行“客观评估”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在Japan - Film (DS44)一案中，专家组将确立非违反案件的一般标准（common test）概括如下：“第XXIII:1(b)条条文确立了申诉方为了说明根据该条而提出的一项可以审理的权利主张（a cognizable claim），所必须证明的三个要素：（1）某一WTO成员对某一措施的适用；（2）产生于有关适用协定的利益，以及（3）由于该措施的适用而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 〖2〗而在Korea-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中，专家组则又加进了在非违反申诉案件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即措施所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必须是违背了申诉方在订约时的合理预期。如此以来，非违反申诉案件涉及到就是否存在如下事项所进行的审查：（1）某一WTO成员对某一措施的适用；（2）产生于有关适用协定的利益，以及（3）由于完全不可能被出口成员预料到的措施的适用，而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3〗下面我们就将分别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分析。
一、措施的适用（Application of a Measure）：“措施”的效力特征
在分析非违反主张的要素或称构成要件时，逻辑上的起点（a logical starting point）是存在某一WTO成员对某一项措施的适用。首先，有必要界定“措施”（measure）一词的具体含义。就此而言，在大多数案件中问题往往并不在于某一项措施是否存在，而在于哪些措施是属于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可归咎于WTO成员政府的措施。换句话说，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措施是否必须是具有强制性的政府措施（a Governmental Action with Compulsory Nature）？对于此问题，Japan-Film (DS44)一案的专家组作出如下分析：〖4〗
“根据WTO协定第XVI:4条，GATT第XXIII:1(b)条之‘措施’一词的普通含义（ordinary meaning）当然包括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但在我们看来，似乎远不限于此而还包括缺乏法律强制性（legally enforceable enactments）的其他政府措施。同时，也并非政府机构的每一个意见（utterance）或者非政府组织应政府要求或基于政府某种程度支持而作出的研究报告，都能够被视为成员政府的措施。
…如同GATT专家组过去所做的那样，对我们而言很有必要审查每一个所谓的“措施”，以确定该措施是否具备为第XXIII:1(b)条目的所要求的措施的特别属性（particular attributes）。
我们对GATT实践特别是Japan-Semi-conductors一案的专家组报告的审查表明，当行政指引创造了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incentives or disincentives），并且主要依赖政府措施以指引私方（private parties）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act in a particular manner）时，该措施即可以被视为一项政府措施（a governmental measure）。在那一案件中专家组裁定，尽管某一措施不具有强制性，也可能被视为是受[GATT]第XI:1条[关于数量限制的条款]支配的一项限制，因为‘存在足够的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促使非强制性的措施（non-mandatory measures）生效...[并且]措施的实施...本质上依赖于政府的措施或者干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措施将以等同于强制性要求（mandatory requirements）的方式起作用，以至于该措施与强制性要求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质了...’。
...我们认为我们在本案中对所谓的‘措施’的分析必须如此进行，即充分考虑到这些政府措施实施的背景及其对私方所产生的影响。
本案中，日本主张第XXIII:1(b)条所指措施必须或者规定利益或者施以义务，而且为了施以义务该措施必须是那些施以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legally binding obligations or the substantive equivalent）的政府政策或措施。而美国的立场则是，第XXIII:1(b)条所指措施不应该被限制于仅指那些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美国支持一个关于此词语的涵盖更广的定义（a more encompassing definition）。
忆及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在确定一项形式上不具有约束力的（formally non-binding）措施，是否应归属于第XI:1条中的政府限制时所使用的标准，即行政指引必须创造了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并且对该指引的遵守必须主要依赖于政府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标准当然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第XXIII:1(b)条下的措施一词的定义。然而，我们也注意到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此行为或不行为之动机的标准（incentives/disincentives test）应被视为将形式上不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定性为政府措施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认为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不应该被视为规定了什么应被视为构成了第XXIII:1(b)条下的措施的唯一标准或外部限制（outer limit）。
尤其，我们并不信服日本所提出的定义界定了什么能构成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措施，即一项措施必须或者规定利益或者施以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在我们看来，一项政府政策或措施没必要必须具备实质约束力或强制性，才能够产生被私方以损害或取消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合法预期的利益的方式而遵守的可能性。实际上，很明显那些包含了充分的指引私方以特定方式行事的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的不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对市场准入的竞争条件也能够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例如，大量的非违反案件中涉及了补贴，而补贴的接受只要求符合条件者的自愿遵守（voluntary compliance with eligibility criteria）。而且，我们认为也可以设想，在政府与商业之间存在高度合作与协作的情况下，例如存在对行政指引的实质依赖以及其他政府与商业之间的非正式合作的情况下，即使是政府政策声明中的不具约束力的、劝励性的（hortatory）措辞，对私方而言也可能具有类似于有法律拘束力的...措施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就第XXIII:1(b)条所指的措施一词，我们应给予一个广泛的定义（be open to a broad definition），即考察不具有约束力的政府措施是否具有一个类似于有约束力的措施的效果。
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考虑了第XXIII:1(b)条的目的，即通过为纠正那些否则就不会受到GATT规则所规范但尽管如此却仍然损害了成员产生于关税谈判的利益的合法预期或使之丧失（not otherwise regulated by GATT rules that nonetheless nullify or impair a Membe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of benefits from tariff negotiations）的政府措施而提供一种途径，来保护GATT下的减让平衡。在我们看来为达到这一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应被视为受第XXIII:1(b)条调整的政府措施的种类不应被以一种不适当的限制性方式（an unduly restrictive manner）界定。否则，就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当政府以一种或多种方式涉嫌导致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时，将不能根据第XXIII:1(b)条进行救济，因而阻止了该条目的的实现。然而，我们想强调的是，给予措施一个宽泛的定义将不会扩展第XXIII:1(b)条之救济的适用范围，因为仍然由申诉成员承担清楚证明该争议措施如何导致或引起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义务，并且如下面将要阐释的，在最终的分析中被告成员政府只对其自身所引起的损害负责。
……
由于WTO协议是一个只有国家政府或单独关税区才直接受其义务支配的国际协定，因此也就暗示第XXIII:1(b)条以及DSU第26.1条中的措施一词，如同WTO协议的其他地方一样，仅指政府政策或措施，而非那些私方的政策或措施。尽管这一‘原理’（truth）不容置疑，但是还是有大量的贸易争端中，就那些表面上是私人措施但尽管如此却因为政府与那些措施的某些关联或认可，而使得专家组面临着对此归责程度的困难判断。
……
过去GATT的案例表明，如果某一措施中存在足够的政府参与，则该措施是由私方采取的事实并不能排除该措施可能被视为是政府性的措施的可能。在此方面很难确立明显的界限规则。因此，那种可能性将需要个案审查（examin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事实上，上面这些关于措施的界定的裁定同样适用于违反申诉中措施的界定。对于非违反申诉而言，真正特别的在于利益的界定。由于违反申诉中一个正式推定的存在，往往在确定某一措施可归咎于政府，而该措施又违反了适用协定的义务时，便可推定成员的利益丧失或受到损害，因而也就不涉及到利益的界定问题。然而，对非违反申诉而言则其确立更为复杂。由于没有违反申诉中的推定，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承担了更为详细的举证责任。申诉方必须证明该措施的适用导致了其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因而在非违反申诉中，在确立了措施的适用以后，下一步就是证明在该措施的适用范围内，申诉方利益的存在。这也是确立非违反申诉最为关键的一步。
二、利益的存在（Existence of a Benefit）：利益的“合法预期”
忆及系列论文之一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WTO框架下利益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如果WTO成员准备通过援用DSU程序寻求救济，则该成员只要证明此类措施或情形导致了其在任何适用协定项下的“任何利益”（直接的或间接的）的丧失或损害。简言之，只要措施的适用涉及到了适用协议所保护的成员之间关于市场准入的竞争关系而非单纯的贸易流量或实际贸易，那么成员在此就有利益存在。尤其是审查非违反申诉的GATT专家组经常将 “竞争关系的破坏”等同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然而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如果想证明其利益的存在，最关键的就是证明申诉方对该利益存在前文曾频频提及的“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事实上，在Japan - Film（DS44）一案中，专家组指出，在过去所有（只有一个例外）涉及第XXIII:1(b)条的GATT案例中，所主张的利益都是涉及到针对产生于有关关税减让的改善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合法预期。〖5〗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1)合法预期的法理基础
不同于以前GATT体制所涉及的单纯的贸易问题，WTO框架涵盖了更多的内容，涉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且还有扩大化引入诸如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等的趋势。而这种扩大化趋势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对利益的保护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得有关协定更容易受到复杂的措施的损害。为了避免通过所谓的合法措施损害条约的目标，因此也就有必要创造诸如非违反申诉、情势申诉等具体的新的救济方法。同时，为了防止这些新的救济方法的滥用，作为善意原则的一个衡平分支（an equitable branch），采纳合法预期的保护（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PLE'）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关键的。保护合法预期的法理基础是善意原则（good faith doctrine）及此原则所派生的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
和平社会所依赖的合作、公平和相互信任，不应该被严格法律的孤立适用（an isolated application of strict law）所破坏。在此方面，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于1966年的一个评论指出，依赖于严格的条文解释但却损害了协定的本质含义的行为，构成了对善意原则的违反。善意原则作为支撑国际公共秩序整体框架的一个根本概念被普遍接受，尤其在条约法领域。联合国宪章第2.2条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都确认了这一原则。善意原则禁止缔约方基于损害协定正当含义及其目的的任何行为。在具体案例中，协定目的规定了哪些是可以被合法预期的准绳。这似乎表明，条约规定的含义不再基于缔约方的主观愿望（subjective will）决定，而是根据缔约方通常并合理预期（ordinarily and reasonably expect）的条文含义来决定。换句话说，在国际法及国际关系领域，一项承诺的含义将根据受诺人的合理预期的标准，而不仅仅是根据承诺人的主观愿望或者条文的表面含义来界定。
作为条约法的一部分，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WTO协议当然也要受善意原则的支配。在这方面，Korea-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的专家组作出如下相关裁定：〖6〗
“在我们看来，GATT/WTO法律体系下发展起来的非违反救济不应被视为游离于国际惯例法的一般原则之外。如上面注意到的，基本前提（the basic premise）是成员不应该采取那些即使与条约条文一致但却可能破坏谈判伙伴的合理预期的措施。这传统上出现于那些可能破坏一定的关税减让价值的措施的背景中。在我们看来，这是在GATT1947第XXIII:1(b)条及其争端，以及后来的WTO协议特别是DSU第26条背景下的有约必守原则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有约必守原则在维也纳公约第26条中被表述为：‘每一个生效的条约对签约方都具有约束力，并且必须得到签约方善意的履行。’
……
非违反原则不仅限于仅仅遵守条约术语意义上的目的和目标。成员必须在减让对竞争机会的实质影响（material effect）的范围内遵守该实际规定。就此意义而言，这是善意要求的一个扩充。
我们注意到DSU第3.2条要求我们在具体的争端背景中，依照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澄清WTO协议的现有规定。然而，WTO协议与国际惯例法的关系并不止于此。国际惯例法普遍适用于WTO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此类国际法在WTO条约协议没有将之“明文排除”（contract out）的范围内适用。换句话说，在没有冲突或不一致或在WTO适用协议中有暗示不同的措辞的范围内，我们认为国际法的惯例规则适用于WTO条约以及WTO框架下的条约形成。
……
…[尽管非违反申诉应该谨慎适用，]Japan - Film一案的专家组认为，非违反救济具有重要的角色——保护通过议定的减让获得的对竞争机会的合理预期。
…成员采取的符合条约义务之条文的绝大多数（vast majority）措施，通常也与其精神一致。然而，偶尔，情况也可能是，尽管被某一套规则所允许（例如，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是在此方面普遍被援引的规则示例）的一些措施，却与诸如减让表之类的其他承诺的精神不相符。也就是说，这些措施否定了此类承诺所合理预期的竞争机会。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整体的举证责任在申诉方，我们并不准备引入一个新的要求，即申诉方肯定地证明另一成员存在实际的恶意（actual bad faith）。在乌拉圭回合之前的争端历史中可以相当明显的看出，从没有建立如此要求，而在现在的条约文本中也没有证据表明新引入了这种要求。相反，肯定性证据应该是已经采取了破坏条约目的和目标的措施，并且由此产生了合理预期的利益。”
(2)争议措施的不可预见性（Non-foreseeability）
为了使利益的预期合法，成员在作出减让时所能合理预期到的所有措施都应被考虑到。在此，有必要在利益的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a benefit）与措施的合理预见性（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 of a measure）这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别。证明被控措施在谈判时是客观上不能预见的，就等于清楚承认了利益的预期的合法性，而这一点对于成员能否主张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是非常关键的。措施的不可预见性要求是合法诉诸非违反保护的核心之核心。被控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措施，必须是在议定市场准入的具体权利和义务时所不能被合理预见的。也就是说，为了使利益的预期合法，被控措施在议定减让时不应该被合理预见到。如果措施已经被预见到了，那么成员就改善的市场准入而言，就不可能对这些措施所引起的损害具有合法预期。然而，在确定某一成员是否本应该已经预见到了其主张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措施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对于确定某一措施是否应被合理预见到这一问题，Japan-Film（DS44）一案的专家组认为针对具体措施应根据下列指引进行：〖7〗
一方面，在申诉方证明争议措施是在有关协定签订之后引入的情况下，则申诉方提出了其不应该被指望能预见到这些措施的一项推定，然后由被诉方来反驳这一推定。例如，此种反驳可以通过主张争议措施根据先前的措施是明显可以预见到的，因而应该被视为已经预见到了。然而该反驳必须证明该措施与先前的措施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仅声称由于措施与过去的某一政府一般政策一致或是其继续因而该措施本应被预见到，是不充分的。另外，如同EEC-Oilseeds一案专家组所注意到的，裁定申诉方预见了所有与GATT一致的措施也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如果一成员被指望应该预料到所有与GATT一致的措施，非违反的主张也就不可能了。总之，在每一情况下，合理预期的问题需要进行个案分析。
另一方面，在被诉方证明在有关协定签订以前争议措施就已经被引入的情况下，被诉方提出了申诉方应该被指望能够预料到这些措施的一项推定，然后由申诉方来推翻这一推定（就此而言，申诉方仅有义务清楚那些公布之后的措施）。例如，通过证明措施的公布与协定的正式签署之间时间相隔太短，以至于即使预见到了可能的不利影响，要求有机会重开谈判也是不现实的。当然，知道措施的存在并不等同于理解该措施对某一具体产品市场的影响。例如，某一模糊的措施可以通过原本没有预料到或后来有重大变化的执行政策获得实质不同的意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诉方主张它不曾清楚一项措施与市场准入条件之间的相关性时，它被期望清楚证明为什么它原本不可能预料到现存措施的效果以及它何时预见到了。关于成员措施是如此不透明（opaque）或非正式的一个简单声明是不充分的。 从这也可以看出，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承担了相当的举证责任，这也是非违反申诉很少被成功确立的一个关键原因。
(3)谈判中的利益
在Korea- 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中，与传统的非违反申诉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通常，“合理预期”的问题是指是否能合理预期到现存减让下的利益将被适用措施所损害。然而本案中，如果存在非违反情况，问题则是对于谈判过程而非一个既定减让（pursuant to the negotiation rather than pursuant to a concession）中的利益授权（entitlement to a benefit），是否也可以存在一个合理预期。例如，条约谈判中的错误问题是否也可以根据DSU第26条进行分析？就此问题，专家组裁定如下：〖8〗
本案专家组看不出任何不能如此做的理由。如同以善意履行条约一样，当事方也有义务以善意进行谈判。国际法的传统规则（此处则是有约必守原则），既适用于WTO条约，也适用于WTO框架下的条约形成过程。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权利主张，应该在普遍适用于条约的履行以及条约的谈判的国际法原则的框架下进行审查。否则，在国际法对WTO争端的普遍适用中将留下缺口（a gap），而专家组看不出WTO协议的用语中有什么证据表明允许此缺口的存在。
本专家组认为非违反表明了条约履行中的善意要求的一个扩展，因而[非违反救济]也可以适用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和善意。如果非违反救济被视为不能为本案中...谈判中的善意和错误的问题提供救济，在WTO争端解决解决机制中针对该问题也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因为条约尚未形成，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违反救济，而关于善意及条约谈判中的错误的国际惯例法又被排除适用] 如前所述，这是与国际法与条约法或WTO协议之间的一般关系不相符的。
然而，具体到本案，虽然专家组裁定DSU第26条的救济同样适用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专家组注意到美国并没有适当履行保护其自身权利的义务，因为情况表明美国对可能的错误本应该清楚。因此，专家组裁定本案中的错误不再是“可原谅的”（excusable），也就是说，就非违反申诉的权利主张而言，措施不再是不可预见的。因而，专家组裁定美国并没能成功证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构成了非违反之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主张的基础。
三、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因果关系（Causality or Causation）的确定
关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一般含义，我们在系列论文之一中已经进行了讨论。作者在此主要对非违反申诉中对因果关系的要求进行简单分析。由于违反申诉中之“推定”的存在，事实上在证明有关措施的适用之后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而非违反申诉中，由于此种推定的缺乏，在证明了措施的适用之后，不仅要证明存在利益的合法预期，而且还要继续证明利益的损害与措施的适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在Japan-Film (DS44)一案中，专家组考察了涉及因果关系的四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必须证明的因果关系的程度问题——"but for" 或更小的程度；具有产地中立性（origin-neutral nature）的措施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意图（intent）与因果关系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时措施可被累计（collectively）考察的程度。对于这些问题，专家组裁定如下：〖9〗
首先对于因果关系的程度问题，专家组裁定，日本应该对指控中可归咎于其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负责。在这一阶段，问题是该措施是否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也就是说该措施对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是否造成了一个微小的贡献（a de minimis contribution）。 其次，对于措施的产地中立性（根据产品的产地而不区分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都适用）问题，专家组裁定，即使缺少权利歧视（de jure discrimination），美国也可能证明存在事实上的歧视（de facto discrimination）。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诉方被要求详细证明其所称的对进口的产生于产地中立性的措施的任何不成比例的影响（any claimed disproportionate impact）的存在。关于事实歧视问题的GATT/WTO案例法，在GATT第II条之最惠国待遇以及第III条之国民待遇方面都有适度的发展。在Japan - Alcoholic Beverages以及Bananas III案件中，上诉机构确认了GATT/WTO专家组的一贯关注，即确保来自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口产品以及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之间的竞争机会的有效的平等（effective equality of competitive opportunities）。尽管过去的这些案例都没有涉及到第XXIII:1(b)条，本案专家组认为其中的推理同样适用于关于非违反丧失或损害的权利主张的事实歧视问题。当然，也要注意在第XXIII:1(b)条案件中，问题不是竞争条件的平等是否存在，而是基于有关关税减让的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之间所存在的相对的竞争条件（the relative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是否已经被破坏。
而就意图与因果关系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专家组认为，很明显可能存在多种意图促使措施的实施。然而，第XXIII:1(b)条并没有要求证明，对于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适用该措施的某种政府意图的存在。对于确立因果关系重要的是措施的效果，即是否破坏了竞争关系。尽管如此，意图也并非完全不相关。如果表面上对国内和进口产品的效果具有产地中立性的措施，尽管如此却仍然被证明是被企图用来限制进口，专家组在具体案例中在谨记意图尽管事实存在也不是决定性的同时，可能更容易裁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当然，仍由申诉方证明其所指控的具体措施确实在事实上损害了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利益或使之丧失。最后，就影响的累计审查问题，专家组并没有排除这种累计影响的可能性。至少这种情况并非没有逻辑，即某一措施在单独分析时可能对市场竞争条件仅有有限的影响，但当综合起来分析（更大体系的一系列措施）时，则可能具有更重要的影响。然而尽管这一理论主张的逻辑性，专家组也注意到，就措施进行此类的综合评估（a combined assessment）以确定因果关系的技术，容易被滥用，因此必须谨慎处理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be approached with caution and circumscribed as necessary）。
概而言之，由于缺乏了违反申诉中的推定，非违反申诉的确立将更多的举证责任交由申诉方承担。在此方面，申诉方必须“提供详细的正当理由（a detailed justification）”，不仅要如同违反申诉一样证明可归咎于成员政府的措施的适用，而且还要证明其对有关利益的“合法预期”以及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与措施的适用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以支持其非违反的权利主张。而专家组在审查根据第XXIII:1(b)条的权利主张时，其角色在于根据其所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对被控方所采取的特定措施是否造成了申诉方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也即裁定申诉方是否已经证明了竞争状况正由于不可合理预见的措施的适用而受到了破坏，进行客观评估。而对于客观评估（Art. 11, DSU）的具体适用，作者将在第四批次节选书稿第三章时而推出的系列论文中进行详细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督促检查工作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督促检查工作规定》的通知
法发[2009]31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现将《人民法院督促检查工作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人民法院督促检查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督促检查（以下简称督查）工作，明确督查工作任务，规范督查工作流程，提高督查工作效率，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法院督查工作是指对人民法院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专项工作，上级或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等有关机关及其领导、上级人民法院及其领导或本院领导批示交办的事项进行督查。
第三条 督查工作应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依章办事、保守秘密，做到科学督查、高效督查、廉洁督查。
第二章 组织机构、人员和职责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的督查工作机构或部门，负责督查督办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单位承担的督查事项。
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督查工作机构；没有条件的，应当视情配备专职或兼职督查工作人员。
第五条 督查部门职责主要包括：
（一）督查督办。对人民法院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专项工作及领导批示交办事项进行督查督办。
（二）报告通报。及时向有关机关及其领导报告督查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定期汇总通报各承办单位落实督查事项的情况。
（三）协助调查。协助本院领导解决执行决策部署中存在的问题；经授权参与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调查处理。
（四）综合分析。综合分析督查工作中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五）考核评比。组织实施对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单位完成督查任务情况的考核评比。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内设各单位应当确定一名负责人分管督查工作，负责对本单位承担的督查事项进行指导协调和跟踪落实；确定一名人员为兼职督查工作联络员，负责配合本单位承办人及督查部门落实督查事项。
第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由政治素质强、业务水平高、工作作风实、纪律观念严的人员从事督查工作。督查工作人员一般应当具有审判职称。
第三章 督查内容和方式
第八条 督查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一）上级人民法院或本院文件中，要求报告贯彻落实情况或需要督查的事项；每年度向人民代表大会所作《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需要督查的事项。
（二）人民法院召开的各类工作会议、本院党组会议以及院领导主持召开的专题工作会议决定事项中，要求报告贯彻落实情况或需要督查的事项。
（三）人民法院开展重要专项工作中需要督查的事项。
（四）上级或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等有关机关及其领导批示交办的需要督查的事项。
（五）上级人民法院及其领导或本院领导批示交办的需要督查的事项。
（六）其他需要督查的事项。
第九条 开展督查工作一般采取发函督办、网上督办、召开协调会、电话督办等方式进行。
对重大事项的督查或经催办仍未报告办理情况的，督查部门可以派员实地督查，或者视情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专门研究，必要时组成专门督查组进行联合督查。
第四章 督查程序
第十条 督查工作一般包括立项登记、拟办送审、交办、办理、反馈、催办、报告、结项归档等程序。
第十一条 立项登记
对上级或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等有关机关及其领导、上级人民法院及其领导批示交办的事项，应当报经本院领导批准后由督查部门立项登记；对本院领导批示交办的事项直接送督查部门立项登记；对贯彻重大决策部署、开展重要专项工作的情况进行督查，可以由督查部门提出立项报告，报经主管领导批准后立项登记。
登记内容包括立项编号、内容提要、批示领导、批示时间、批示内容、交办单位、交办时间、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办理时限、催办记录、办理结果、办结时间等情况。
第十二条 拟办送审
督查部门应当根据来文内容和业务分工提出拟办意见，报送有关领导审定。
第十三条 交办
交办督查事项一般采用督办函的形式。督办函应当明确交办事项的由来、要求、反馈进展情况或办理结果的时限，并附督查事项有关材料。对于紧急事项可以直接电话交办，并做好电话记录，事后及时补发督办函。
督查部门一般应当在1个工作日内将督办函及有关材料转送承办单位；由督查部门自行办理的，应当在1个工作日内确定承办人。
对于任务有交叉或者涉及几个单位的会办事项，交办时应当确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双方意见不一致时，督查部门应当视情及时进行协调。
第十四条 办理
承办单位接到督查任务后，应当认真及时办理。对于会办事项，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协办单位联系、协商，协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五条 反馈
承办单位应当按照督办函确定的时限反馈办理结果或进展情况；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结的，应当反馈进展情况，并说明原因，视情适当延长办结时限。
对于会办事项，协办单位应当积极向主办单位反馈办理情况，由主办单位统一反馈办理结果。
下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反馈情况应当加盖院印，本院各单位向督查部门反馈情况应当经单位领导签批或加盖单位印章。对于紧急事项，可以先行电话反馈，事后补充书面材料。
督查部门对于承办单位反馈的办理情况应当认真审核，必要时可转请本院有关单位审核；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退回承办单位重新查报。
第十六条 催办
督查部门应当适时掌握督查事项的办理情况，对限时未结或未能及时反馈办理情况的，应当及时催办。
已经督查部门催办的，承办单位应当于1周内反馈办理情况。
第十七条 报告
督查部门应当及时形成督查工作报告，或者转本院有关单位形成督查工作报告，或者督促承办单位及时形成办理情况报告，报送有关机关或领导。报告应当实事求是，观点明确，文字简练，用语规范。
有关机关或领导要求听取专题汇报的，由督查部门联系落实。
第十八条 结项归档
督查任务完成后，应当及时结项登记；需要督促其他单位继续办理的，应当重新立项。
督查任务结项后应当按照档案管理和公文处理有关规定，及时立卷归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负责解释。各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备案。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人民法院督促检查工作暂行规定》（法发[1996]8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