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局关于律师事务所减免营业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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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的痼疾在哪里？

刘建昆


　　本来已经十分懒于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了，但是得知近来网上热传的“城管秘籍”源于一个网友“桥上人家”，觉得还是有些话要说。城市管理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都是一个敏感问题，过于专业的阐述无异于对牛弹琴，而为城管辩解则容易激起民愤。不管怎么说，炒作“执法秘籍”的桥上人家，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个有想法的青年。
　　首先要明确的是，城市管理权是一种公物警察权。公物，是国家和政府所有的、供给普通市民使用的公共财产和公共市政设施。不深究的话，你可以把城市里一切政府投资建设的包括绿地，树木，路灯，人行道路，车行道路，以及其他附属，都作为公物。城管执行的是公物警察权，也就是说，作为首先要基于公物所有权，对公物进行保护。这种保护类似于私有财产上的物权，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公物的直接所有者是政府。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行政权力。所以，城市管理公物警察权，必定要以行政执法的面貌出现。
　　在我看来，城管有两个痼疾。一是，局部目标的设置不科学。城市管理，保护公物的整体目标具有合理性，宪法上“社会主义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现实中一些不自觉者“攀枝折花”做法，始终是矛盾的。公物警察权的任务一个是保护城市公物不受破坏、打击破坏行为，这一点还好理解，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任务就比较复杂，就是维护公物的正常利用秩序。一般来说，政府设置城市公共设施，目的性是很明确的和排他的，比如车行道就是供车辆行驶的，你在利用车行道上盖房子，肯定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哪些利用是合理利用，哪些利用是需要许可的特别利用，哪些利用是必须禁止的利用？这两年理论界有个别研究公物硕士生研究过，我也看，可惜几乎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城管与小贩的矛盾之本质，其实就是摊贩利用马路等公共设施经营，对公物利用秩序是否有冲击的问题——完全将之归入禁止的利用，就是那么天经地义吗？可以说，合理利用，特别利用，禁止利用，这三者的边界一日不清，城管就一日没有好日子过。
　　二是，执法目标和执法手段的背离问题。作为公物警察权来说，如果作为一种完整的行政权，他应该配套完整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处罚措施，比如现场驱逐，比如对严重破坏公物者的行政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问题在于，涉及到人身权利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权，是公安机关的专属权力。这就意味着，无论如何城管是不该驱逐摊贩、抓捕相对人的。城管使用暴力绝对非法，却又屡屡使用暴力，这就形成了城管千夫所指的局面。
　　正如不能因为警察刑讯逼供就彻底否定警察打击犯罪的行为，城管目前的窘境并不代表城管就理所应当的，永远的处于这么一种境地。有些有识之士表提出裁减城管职权以减少与商贩的矛盾；立法授权；或者将之干脆划归警察——从理论角度上看，这些都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惜中国的事，实际操作起来，未免难之又难了。
　　我的那篇《旧酒新瓶：公物警察权之综合执法》，东方法眼网站置顶了一星期，纯理论的，能看懂的看，看不懂的别骂。



律师公道不公道

作者：高宏道，专职执业律师律师、高级工程师。电话：（010）51666310/1338106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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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律师不公道，有人说律师公道。其实，说律师公道不公道，应该从律师是否遵循法律的规定来看。公道，也可以说公平。律师的公平源于法律的规定。只要律师为当事人服务时，依据法律的规定，依据事实材料，律师就是公正的。律师的公正不同于法官的公正。这好比是下棋。当事人是下棋的双方，律师是他们在旁边“支招”的参谋。参谋看见自己这一方要走一步臭棋，就会告诉他别这么走，告诉他臭棋的结果是败北。如果发现自己这一方已经出现了失误就告诉他如何补救，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看到对方要走一步臭棋，他不应该提示改正。如果对方已经走了臭棋，就要告诉自己这一方如何依据下棋的规则加以利用，扩大自己这一方的战果。当然，参谋出的主意，“支”的“招”，必须是符合下棋规则的。如果是中国象棋，“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是不能改变的。下棋的输赢，还是归两位棋手，参谋不承担责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谁也不能说参谋只给自己这一方“支招”是不公平。不能要求一个参谋同时为两边 “支招”。
律师为自己的委托人出谋划策就像参谋在旁边“支招”。他提示委托人法律规定的权利是什么，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法律的保护。他不能泄露委托人的缺陷和不足。不能提示对方如何维护利益。只要他提供法律服务的方式、内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就像下棋中没有违背“马走日，象走田”，谁也不能说律师是不公正的。
规规矩矩的下棋不应该有人在旁边“支招”。下棋是竞赛双方的智力和毅力，一般地说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教练员的指导，只能在事先和事后。法制社会的当事人可不能没有律师。律师应该在委托人进行决策和行为的当时及时提供帮助。这和下棋是不同的。因为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依据的“游戏规则”和下棋是不同的。由于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许多当事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权利之所在，也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义务有哪些。至于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最大的合法权益，通过何种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合法权益变成实际的利益，就更需要律师的帮助。
我们应该知道，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是需要积极的行为才能变成实际的利益。权利的利用有赖于对法律的发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况，同时又规定了：“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换言之，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则无从解决赔偿问题。这就是法律的发动。在众多的法律关系中，只有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追究刑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才由检察机关来发动，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国家机关依职权可以主动执法，由国家关机机关发动、干预。此外，凡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的（包括各种实体权利和诉权），往往都需要权利人自己去发动。否则，就如同一般的法学教科书上所说，’权利只是一种可能’，它不能直接形成主体的实际利益（金钱、利润、声誉等等）。”
总之，只要律师遵循法律规定的“游戏规则”努力为当事人服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就是公正的。


作者：高宏道，专职执业律师律师、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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