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组成单位及其成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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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组成单位及其成员的通知
国办函［2003］87号
2003年12月19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组成单位及其成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机构和人员调整情况，国务院同意对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及其成员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由国防科工委牵头，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卫生部、环保总局、安全监管局、港澳办、新闻办、气象局、海洋局和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等部门参加。现将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主任委员：张华祝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副主任委员：白景富 公安部副部长
杨衍银 民政部副部长
王玉庆 环保总局副局长
章沁生 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委员：张业遂 外交部副部长
陈德第 发展改革委动员办主任
楼继伟 财政部副部长
洪善祥 交通部副部长
奚国华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
王陇德 卫生部副部长
王德学 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周波港 澳办副主任
王国庆 新闻办副主任
李黄 气象局副局长
陈连增 海洋局副局长
黄斌 总参谋部兵种部副部长
李建华 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国防科工委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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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刑事诉讼模式与被害人保护——以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为出发点
杨金强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6级诉讼法2班
摘要：美国的辩诉交易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在设计初时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席，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向其中注入被害人因子，而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和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这一反思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模式 反思
引论
西方主要国家物质层面高速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导致了犯罪率的飙升。为了应对高犯罪率给本国司法体系带来的沉重压力和原有正式审判方式效率的相对低下，各国开始自发地在诉讼制度中引入司法合意因素，以简化原有的诉讼程序，解决司法资源的紧张。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各国在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之一，作为一种代替当事人主义法庭审理的、非正式定罪方式，辩诉交易的基本特征是检察官以降低指控等级、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建议从轻判刑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的有罪答辩，并经法官审查认可后确定被告人的罪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是近30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的新诉讼程序，即由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就认定犯罪、量刑轻重达成协议。起初，协商性司法仅仅适用轻微犯罪，后来逐渐被用于严重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虽然两种制度从产生至今在各自国家一直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在实践中适用范围都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然而，如果深入比较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的话，则会发现它们在程序设计上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失：辩诉交易实际上仅仅是检察官和被告方（通常为辩护人）之间单独进行的秘密交易，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被害人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中，通常由辩护人（代表被告人）同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协商，被害人也不作为协商的主体。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诉讼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却在类似程序的主体设计上同时忽视了被害人，这种表面上的巧合必然反映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而且可能触及许多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
一 辩诉交易与协商性司法中被害人问题之比较
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从整体上考察必然存在诸多异同，此处仅从被害人问题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两者主要的共同点：
1、被害人没有直接参与程序的权利。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检察官直接和辩护人或者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讨论，检察官被当作被害人利益的代表，虽然法律并不当然禁止检察官在启动辩诉交易程序时征询被害人的意见，但是被害人的意见只是作为附带的考虑而并不强制要求检察官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在交易进行过程中，通常检察官并不负有向被害人通报交易情况的义务，检察官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作出各种减轻指控的承诺而不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诉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辩护人约定，以被告人支付金钱为条件，检察官撤销案件；其二，辩护人和检察官约定，被告人可不经由审判程序的审理，而由检察官直接向法院申请处刑命令；其三，在审判程序或者先前的程序中，检察官甚至法官与辩护人进行协商，被告人承认罪行就会被允诺以轻微刑罚作为回报。可见，各种形式都是强调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一般不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直接参与，但是辩护人在协商中妥协的程度一般都得到被告人事先授权，辩护人会将协商情况及时通知被告人，而被害人对协商的影响要明显弱于被告人。
2、被害人权利被侵害时缺乏有效的的救济手段。在美国，除非辩诉交易严重危害社会公益或被告人的利益，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协议一般不会遭到法院的拒绝。由于被害人不能向法院表述自己的意愿，法院在审查辩诉协议时无法获悉被害人的想法与要求，因此难以有效顾及被害人的利益。辩诉交易中一旦出现双方违反程序侵犯被害人利益的行为，被害人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在德国，虽然普遍认为法官负有客观查明案情的义务，不必受协商的约束，但是协商参与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协商的信任，实践中很少发生不遵守协商的情况。在整个协商过程中，被害人无法有效对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形成制约，如果被害人的权益受侵害，更是无法直接阻止协商的进行。
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在辩诉交易的各个环节都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利益诉求也无法传递给程序的参与者，更无法对交易结果施加有效的影响，甚至在涉及被害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不赋予其有效的救济手段。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也没有给被害人直接参与进而影响协商的机会，法律对司法官和辩护人协商的制约以及赋予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手段都极为有限。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辩诉交易相比，协商性司法中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要相对充分一些，德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被害人的利益需求。在特定案件中适用以被害人原谅为前提的协商模式，比如上述协商性司法的第一种形式；或者直接吸纳被害人参与协商，比如特定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德国刑法典》第46a条规定量刑时要考虑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在实体上为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进行和解创造一种可能，程序上的应对表现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a 条，第155b条明确规定法院和检察机关负有以下义务：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要考察这种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而且要使得这种和解更易于实现。另外，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72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并作为附诉人[2] 参加诉讼，支持所提出的诉讼。
二 对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
之所以会在诸如辩诉交易、协商性司法程序中存在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状况，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外，还应当从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上去寻找答案。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伴随着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逐渐被忽视，从最初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具有直接发动权和主导权，到近现代国家垄断对犯罪人的追诉和惩罚，被害人在整个诉讼活动中仅仅成为一个重要的“控方证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而已。难以对警察机构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公诉以及法院的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犯罪人对整个社会秩序侵犯，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年美国学者帕卡所提出的“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这两大刑事诉讼模式，也没有跳出这种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桎梏[3]：那种坚持发现真相、控制犯罪的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权更为便利实现；而那种鼓吹权利保障、正当程序的理念，只不过是遏制国家对被告人合法利益的不当侵害。即便是后来格利费斯提出的“家庭模式”[4]也只是针对帕卡“国家和被告人间为敌对关系”的弊端，以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为喻，强调国家与被告人间的和谐关系，当然也没有跳出上述模式。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作为被告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被害人的自身权益首先表现为个体利益，然后才在本质上提升为社会利益，其权利要求并不能被国家公诉当然地完全地包容。很显然，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导致被害人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主体地位被忽视，加之被害人独立的权利请求没有正规的诉求渠道，从而使被害人遭受犯罪人“第一次侵害”后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制度的缺失而受到“第二次伤害”，相对于犯罪人的侵害，这种制度的侵害可能是更加致命的，因为被害人相信制度是公正的并且对其充满了期望。
通过对上述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为了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地保障，有必要在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中纳入被害人这一个重要因子，形成“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关于这种模式，需要说明的以下几点：1、这种模式并不是要恢复人类社会早期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指控模式，只是为法律保护被害人利益提供一种比传统两造模式更加便利并且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使得法律在关注被告人权益的同时，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供更多地参与机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以实现自己的利益；2、这种模式不是对传统“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两造模式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内部自我完善，被告人毫无疑问仍然是三方关系中的核心，对被告人的国家追诉以及人权保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要继续坚持，只是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被害人利益保障，同时国家应当定位在帮助而不是代替被害人参与诉讼寻求心理康复和争取经济赔偿；3、这一模式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可适用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审判程序强调在中立法官的主导下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和作为辩方的被告人之间的博弈，此时被害人利益诉求更多通过法官查明案情职责以及检察官客观义务得以实现，而在审判前程序中，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被害人和被告人更容易直接对抗与合作，所以，这一新的诉讼模式集中体现在诸如刑事和解、协商性司法等审判替代性措施里面。
三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诉讼的具体实践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与上述想法不谋而合。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5]恢复性司法之所以能够兴起，肯定有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对传统司法模式无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一种回应。恢复性司法要求刑事诉讼法中任何权利的设定都不应仅仅关注单方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更应着眼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而非仅仅是被告人与国家之间的和睦与安宁，要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中实现平衡。以德国为例，该国传统上要求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以及经济补偿，但这种保护状况对于被害人显得不够完善，在恢复性司法思潮的影响下，1986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大幅度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权利，使得被害人由单纯的程序客体转变为积极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要求司法机关方便被害人和犯罪人和解程序的实现，2004年出台《被害人权利改革法》，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6]。在美国，“恢复性司法这一概念使得被害人成为一个中心角色，所以其支持者认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同时与以前使用的一些方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对发展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模式。”[7]
1996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被害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当事人地位”，但法律在设定权利时仍是仅仅基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结构，并未将被害人利益保护上升到足够高度来看待，致使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倘若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则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如被害人对公诉程序的参与、被害人在自诉程序中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损害赔偿程序的完善。在我国既有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刑事和解最能凸显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制度。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被害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刑事诉讼的舞台，和被告人一起参与刑事和解的进程并实际影响诉讼的实体结局，国家司法机关对双方达成的和解起强化和保障作用。作为该程序核心环节的和解协议就是在被害人参与甚至主导下双方协商达成的，被告人要想获得期待的处理结果,就必须向被害方进行发自内心的并且为被害人所满意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并保证给予迅速的履行，求得被害人的原谅以至双方达成和解的“合意”， 而这种“合意”又将作为司法机关做出非刑事化的处理或者采取较为轻缓的刑事处理的依据，使得被害人的意见真正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高度尊重。可见，相对于传统两造模式下的诉讼程序，刑事和解使被害人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程序主体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模式的具体实践，尽管其正当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在整体上该制度明显有利于被害人遭受犯罪后心理的康复和物质的补偿。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涉及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改革努力中，还没有任何一种能比刑事和解制度更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8]
结语
刑事和解和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虽然存在着源头差异[9]，但在被害人利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交汇，可见，对传统两造结构诉讼模式的反思在中西方具有普遍性，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可以吸收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经验；同时，刑事和解与同样作为审判替代性措施的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他们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先天缺陷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完善也具有警示作用。将一切现存的刑事诉讼原则和主义都奉为永恒真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至少对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而言，建立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上的诉讼模式明显更胜于传统的两造模式。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辩诉交易已经取代正式审判成为美国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程序，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美国辩诉交易的适用比例在90%以上；据估计目前德国20%到30%的刑事案件都进行过协商，社会普遍认为未来这种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参见[德]约阿希姆 赫尔曼著，程雷译：《国外刑事法制协商性司法——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2期。
[2]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 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 参见[美]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7]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8]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9] 参见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
浙政令〔2012〕304号
《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2012年11月17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农村供水管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供水和使用农村供水及其相关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农村供水工程属于公益性基础设施。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供水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农村供水管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及饮用水安全纳入各级人民政府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运行资金的支持，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农村供水工程。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农村供水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卫生、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的农村供水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本行政区域农村供水管理的有关工作，并确定相应的管理人员。
第五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农村供水安全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农村供水单位应当制订供水安全应急预案，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的供水安全应急预案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农村供水水源、供水工程的义务，有权制止和举报污染水质、破坏或者损坏农村供水工程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农村供水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农村供水发展规划应当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经批准的农村供水发展规划需要修改的，按照原审批程序报经批准。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农村供水发展规划，优先发展城乡一体化和规模化供水工程。
第八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用地作为公益性项目建设用地，列入县（市、区）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依法使用集体土地，不实行征收的，应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一致，给予用地补偿。
第九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编制初步设计或者实施方案，由县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审批。
农村供水工程的初步设计或者实施方案应当包括水质净化和消毒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设施。其中，日供水1000吨以上或者供水人口1万人以上的农村供水工程，应当建立水质化验室，配备相应的水质化验设施。
第十条农村供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卫生学评价。农村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和有关规定。
供水工程使用的管材和设施设备应当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单村供水工程的施工，可以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
农村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正式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农村供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经有关部门组织清产核资、明晰产权后，办理资产交接手续。
农村供水工程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所有权：
（一）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筹资，政府予以补助的，其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三）由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单位（个人）共同投资的，其所有权按照出资比例由投资者共同所有。
（四）由单位（个人）投资，政府给予补助的，其所有权归投资者所有；单位（个人）转让农村供水工程的，其中政府补助资金转为政府投资资金。
第十二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汇集整理工程建设资料，建立工程建设档案，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将工程建设档案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的建设档案报送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农村供水工程需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和村民筹资的，应当按照规定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工程建设的内容、筹资情况、受益范围、工程预决算等应当予以公示。
第三章供水管理
第十四条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纳入城市供水管网管理，由城市供水企业实施供水经营、设施维护和运行管理。
城市供水企业不得向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涉及的农村居民用户收取开户费等费用。
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的供水管理，按照《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农村供水工程由所有者确定运行和维护方式。
农村供水工程可以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委托的具体形式由农村供水工程所有者确定。
第十六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养护社会化服务体系。
支持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养护服务机构为单村供水工程等农村供水工程提供经营管理、设施维护和运行以及技术咨询服务。
第十七条农村供水单位应当配备相应的人员，做好水源巡查、水质检测、供水设施检修和养护等工作，确保设施的正常、安全运行，真实记录运行日志；建立健全供水档案，并确定专人管理。
农村饮用水水质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农村供水水质检测结果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禁止在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禁止生产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使用的用水管网与农村供水管网直接连接。
第十九条农村供水单位进行供水设施抢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阻挠或者干扰。
第二十条农村供水单位应当履行普遍服务义务，优先保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供应，不得擅自停止供水。
因供水工程施工或者供水设施检修等原因，确需临时停止供水的，应当在临时停止供水前24小时通知用户，并向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因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无法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时同时通知用户，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连续超过24小时不能恢复正常供水的，农村供水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应急供水措施，保证用户生活用水的需要。
第二十一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村民委员会应当定期向村民公布水价和水费收支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专项用于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维修和养护的补贴。
农村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计提折旧费和大修费，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用于农村供水工程的更新改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三条农村供水中涉及有关水资源费、城市建设维护费、教育附加费、污水处理费、运行电费以及税收等税费政策，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农村供水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培训不合格的不得上岗。培训不得收取费用。
第四章用水管理
第二十五条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和非生活用水实行分类计价。
农村供水价格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政府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二）利用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单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由村民委员会参照政府指导价，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确定。
农村供水价格的制定权限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用户应当节约用水，并遵循下列规定：
（一）按时交纳水费，不得拖欠或者拒付；
（二）不得擅自改变用水性质和用途；
（三）不得盗用或者擅自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转供用水。
第二十七条用户未按时交纳水费的，农村供水单位可以向欠费用户送达《催款通知》，用户收到《催款通知》后15日内仍未交纳水费的，农村供水单位可以停止供水。停止供水前，农村供水单位应当书面告知用户。被停止供水的用户交清拖欠的水费后，农村供水单位应当及时恢复供水。
农村供水单位对欠费用户停止供水的，不得影响其他正常交费用户的供水。
第二十八条农村低收入家庭等特殊用户，可以免交限额内用水水费，具体用水限额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免交水费的农户名单应当予以公示。
第五章安全管理
第二十九条农村供水水源地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跨行政区域的农村供水水源地，由相关人民政府协商后提出意见，报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三十条日供水规模在200吨以上的农村供水水源，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划定保护范围，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并设立警示标志：
（一）以小型水库、山塘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该小型水库、山塘的集水区域；
（二）以河道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取水点上游1000米至下游100米的水域；
（三）以大中型水库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水库库区的保护范围；
（四）以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以开采井为中心半径50米的范围。日供水规模不足200吨的农村供水水源，按照《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规定，明确保护范围。
第三十一条农村供水水源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清洗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的容器、车辆；
（二）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三）向水体倾倒、排放生活垃圾和污水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物质；
（四）设置畜禽养殖场、肥料堆积场、厕所；
（五）堆放生活垃圾、工业废料；
（六）人工投放饲料进行水产养殖；
（七）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供水工程的沉淀池、蓄水池和泵站周边，不得从事可能造成污染、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三条在农村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和地下安全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开沟挖渠或者挖坑取土；
（三）打桩或者顶进作业；
（四）其他可能损坏供水设施或者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在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上下或者两侧埋设其他地下管线的，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遵守管线工程规划和施工管理的有关规定。
农村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地面和地下的安全保护范围标准，参照国家城市工程管线有关技术规范执行。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定期对农村供水水源进行监测；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农村供水水源。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农村供水工程的取水、制水、供水定期进行卫生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通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供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并督促农村供水单位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建立工程建设档案，以及未按照规定报送备案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农村供水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要求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组织抢修，致使供水中断的。
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盗用供水的，责令其改正，补交水费，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转供用水的，责令其改正，可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责令其改正，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生产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使用的用水管网与农村供水管网直接连接的，责令其立即拆除；不拆除的，代为拆除，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阻挠或者干扰供水设施抢修的，责令其改正，可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六）项规定，人工投放饲料进行水产养殖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其他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规定处理。
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城市供水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农村居民用户收取开户费等费用的；
（二）供水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收取水费的。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从事可能造成污染、损坏供水设施或者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环境保护、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对农村供水水源定期进行监测的；
（二）未依法对农村供水工程的取水、制水、供水定期进行卫生监测的；
（三）违反本办法规定收取培训费用的；
（四）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农村供水工程不能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本办法所称农村供水，是指利用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为农村居民和单位提供生活、生产及其他用水的活动，包括城市供水管网延伸供水、乡镇集中式供水或者联村集中式供水、单村供水。
本办法所称单村供水工程，是指以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为单位，由独立的水源、净水工程及输配水管网组成独立供水系统的供水工程。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杨金强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6级诉讼法2班
摘要：美国的辩诉交易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在设计初时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席，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向其中注入被害人因子，而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和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这一反思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模式 反思
引论
西方主要国家物质层面高速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导致了犯罪率的飙升。为了应对高犯罪率给本国司法体系带来的沉重压力和原有正式审判方式效率的相对低下，各国开始自发地在诉讼制度中引入司法合意因素，以简化原有的诉讼程序，解决司法资源的紧张。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各国在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之一，作为一种代替当事人主义法庭审理的、非正式定罪方式，辩诉交易的基本特征是检察官以降低指控等级、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建议从轻判刑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的有罪答辩，并经法官审查认可后确定被告人的罪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是近30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的新诉讼程序，即由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就认定犯罪、量刑轻重达成协议。起初，协商性司法仅仅适用轻微犯罪，后来逐渐被用于严重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虽然两种制度从产生至今在各自国家一直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在实践中适用范围都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然而，如果深入比较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的话，则会发现它们在程序设计上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失：辩诉交易实际上仅仅是检察官和被告方（通常为辩护人）之间单独进行的秘密交易，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被害人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中，通常由辩护人（代表被告人）同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协商，被害人也不作为协商的主体。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诉讼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却在类似程序的主体设计上同时忽视了被害人，这种表面上的巧合必然反映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而且可能触及许多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
一 辩诉交易与协商性司法中被害人问题之比较
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从整体上考察必然存在诸多异同，此处仅从被害人问题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两者主要的共同点：
1、被害人没有直接参与程序的权利。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检察官直接和辩护人或者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讨论，检察官被当作被害人利益的代表，虽然法律并不当然禁止检察官在启动辩诉交易程序时征询被害人的意见，但是被害人的意见只是作为附带的考虑而并不强制要求检察官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在交易进行过程中，通常检察官并不负有向被害人通报交易情况的义务，检察官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作出各种减轻指控的承诺而不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诉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辩护人约定，以被告人支付金钱为条件，检察官撤销案件；其二，辩护人和检察官约定，被告人可不经由审判程序的审理，而由检察官直接向法院申请处刑命令；其三，在审判程序或者先前的程序中，检察官甚至法官与辩护人进行协商，被告人承认罪行就会被允诺以轻微刑罚作为回报。可见，各种形式都是强调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一般不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直接参与，但是辩护人在协商中妥协的程度一般都得到被告人事先授权，辩护人会将协商情况及时通知被告人，而被害人对协商的影响要明显弱于被告人。
2、被害人权利被侵害时缺乏有效的的救济手段。在美国，除非辩诉交易严重危害社会公益或被告人的利益，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协议一般不会遭到法院的拒绝。由于被害人不能向法院表述自己的意愿，法院在审查辩诉协议时无法获悉被害人的想法与要求，因此难以有效顾及被害人的利益。辩诉交易中一旦出现双方违反程序侵犯被害人利益的行为，被害人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在德国，虽然普遍认为法官负有客观查明案情的义务，不必受协商的约束，但是协商参与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协商的信任，实践中很少发生不遵守协商的情况。在整个协商过程中，被害人无法有效对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形成制约，如果被害人的权益受侵害，更是无法直接阻止协商的进行。
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在辩诉交易的各个环节都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利益诉求也无法传递给程序的参与者，更无法对交易结果施加有效的影响，甚至在涉及被害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不赋予其有效的救济手段。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也没有给被害人直接参与进而影响协商的机会，法律对司法官和辩护人协商的制约以及赋予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手段都极为有限。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辩诉交易相比，协商性司法中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要相对充分一些，德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被害人的利益需求。在特定案件中适用以被害人原谅为前提的协商模式，比如上述协商性司法的第一种形式；或者直接吸纳被害人参与协商，比如特定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德国刑法典》第46a条规定量刑时要考虑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在实体上为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进行和解创造一种可能，程序上的应对表现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a 条，第155b条明确规定法院和检察机关负有以下义务：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要考察这种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而且要使得这种和解更易于实现。另外，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72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并作为附诉人[2] 参加诉讼，支持所提出的诉讼。
二 对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
之所以会在诸如辩诉交易、协商性司法程序中存在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状况，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外，还应当从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上去寻找答案。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伴随着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逐渐被忽视，从最初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具有直接发动权和主导权，到近现代国家垄断对犯罪人的追诉和惩罚，被害人在整个诉讼活动中仅仅成为一个重要的“控方证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而已。难以对警察机构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公诉以及法院的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犯罪人对整个社会秩序侵犯，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年美国学者帕卡所提出的“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这两大刑事诉讼模式，也没有跳出这种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桎梏[3]：那种坚持发现真相、控制犯罪的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权更为便利实现；而那种鼓吹权利保障、正当程序的理念，只不过是遏制国家对被告人合法利益的不当侵害。即便是后来格利费斯提出的“家庭模式”[4]也只是针对帕卡“国家和被告人间为敌对关系”的弊端，以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为喻，强调国家与被告人间的和谐关系，当然也没有跳出上述模式。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作为被告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被害人的自身权益首先表现为个体利益，然后才在本质上提升为社会利益，其权利要求并不能被国家公诉当然地完全地包容。很显然，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导致被害人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主体地位被忽视，加之被害人独立的权利请求没有正规的诉求渠道，从而使被害人遭受犯罪人“第一次侵害”后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制度的缺失而受到“第二次伤害”，相对于犯罪人的侵害，这种制度的侵害可能是更加致命的，因为被害人相信制度是公正的并且对其充满了期望。
通过对上述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为了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地保障，有必要在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中纳入被害人这一个重要因子，形成“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关于这种模式，需要说明的以下几点：1、这种模式并不是要恢复人类社会早期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指控模式，只是为法律保护被害人利益提供一种比传统两造模式更加便利并且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使得法律在关注被告人权益的同时，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供更多地参与机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以实现自己的利益；2、这种模式不是对传统“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两造模式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内部自我完善，被告人毫无疑问仍然是三方关系中的核心，对被告人的国家追诉以及人权保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要继续坚持，只是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被害人利益保障，同时国家应当定位在帮助而不是代替被害人参与诉讼寻求心理康复和争取经济赔偿；3、这一模式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可适用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审判程序强调在中立法官的主导下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和作为辩方的被告人之间的博弈，此时被害人利益诉求更多通过法官查明案情职责以及检察官客观义务得以实现，而在审判前程序中，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被害人和被告人更容易直接对抗与合作，所以，这一新的诉讼模式集中体现在诸如刑事和解、协商性司法等审判替代性措施里面。
三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诉讼的具体实践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与上述想法不谋而合。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5]恢复性司法之所以能够兴起，肯定有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对传统司法模式无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一种回应。恢复性司法要求刑事诉讼法中任何权利的设定都不应仅仅关注单方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更应着眼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而非仅仅是被告人与国家之间的和睦与安宁，要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中实现平衡。以德国为例，该国传统上要求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以及经济补偿，但这种保护状况对于被害人显得不够完善，在恢复性司法思潮的影响下，1986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大幅度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权利，使得被害人由单纯的程序客体转变为积极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要求司法机关方便被害人和犯罪人和解程序的实现，2004年出台《被害人权利改革法》，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6]。在美国，“恢复性司法这一概念使得被害人成为一个中心角色，所以其支持者认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同时与以前使用的一些方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对发展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模式。”[7]
1996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被害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当事人地位”，但法律在设定权利时仍是仅仅基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结构，并未将被害人利益保护上升到足够高度来看待，致使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倘若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则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如被害人对公诉程序的参与、被害人在自诉程序中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损害赔偿程序的完善。在我国既有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刑事和解最能凸显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制度。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被害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刑事诉讼的舞台，和被告人一起参与刑事和解的进程并实际影响诉讼的实体结局，国家司法机关对双方达成的和解起强化和保障作用。作为该程序核心环节的和解协议就是在被害人参与甚至主导下双方协商达成的，被告人要想获得期待的处理结果,就必须向被害方进行发自内心的并且为被害人所满意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并保证给予迅速的履行，求得被害人的原谅以至双方达成和解的“合意”， 而这种“合意”又将作为司法机关做出非刑事化的处理或者采取较为轻缓的刑事处理的依据，使得被害人的意见真正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高度尊重。可见，相对于传统两造模式下的诉讼程序，刑事和解使被害人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程序主体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模式的具体实践，尽管其正当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在整体上该制度明显有利于被害人遭受犯罪后心理的康复和物质的补偿。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涉及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改革努力中，还没有任何一种能比刑事和解制度更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8]
结语
刑事和解和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虽然存在着源头差异[9]，但在被害人利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交汇，可见，对传统两造结构诉讼模式的反思在中西方具有普遍性，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可以吸收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经验；同时，刑事和解与同样作为审判替代性措施的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他们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先天缺陷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完善也具有警示作用。将一切现存的刑事诉讼原则和主义都奉为永恒真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至少对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而言，建立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上的诉讼模式明显更胜于传统的两造模式。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辩诉交易已经取代正式审判成为美国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程序，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美国辩诉交易的适用比例在90%以上；据估计目前德国20%到30%的刑事案件都进行过协商，社会普遍认为未来这种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参见[德]约阿希姆 赫尔曼著，程雷译：《国外刑事法制协商性司法——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2期。
[2]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 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 参见[美]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7]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8]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9] 参见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
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
浙政令〔2012〕304号
《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2012年11月17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农村供水管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供水和使用农村供水及其相关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农村供水工程属于公益性基础设施。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供水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农村供水管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及饮用水安全纳入各级人民政府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运行资金的支持，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农村供水工程。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农村供水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卫生、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的农村供水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本行政区域农村供水管理的有关工作，并确定相应的管理人员。
第五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农村供水安全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农村供水单位应当制订供水安全应急预案，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的供水安全应急预案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农村供水水源、供水工程的义务，有权制止和举报污染水质、破坏或者损坏农村供水工程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农村供水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农村供水发展规划应当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经批准的农村供水发展规划需要修改的，按照原审批程序报经批准。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农村供水发展规划，优先发展城乡一体化和规模化供水工程。
第八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用地作为公益性项目建设用地，列入县（市、区）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依法使用集体土地，不实行征收的，应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一致，给予用地补偿。
第九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编制初步设计或者实施方案，由县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审批。
农村供水工程的初步设计或者实施方案应当包括水质净化和消毒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设施。其中，日供水1000吨以上或者供水人口1万人以上的农村供水工程，应当建立水质化验室，配备相应的水质化验设施。
第十条农村供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卫生学评价。农村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和有关规定。
供水工程使用的管材和设施设备应当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单村供水工程的施工，可以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
农村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正式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农村供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经有关部门组织清产核资、明晰产权后，办理资产交接手续。
农村供水工程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所有权：
（一）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筹资，政府予以补助的，其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三）由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单位（个人）共同投资的，其所有权按照出资比例由投资者共同所有。
（四）由单位（个人）投资，政府给予补助的，其所有权归投资者所有；单位（个人）转让农村供水工程的，其中政府补助资金转为政府投资资金。
第十二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汇集整理工程建设资料，建立工程建设档案，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将工程建设档案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的建设档案报送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农村供水工程需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和村民筹资的，应当按照规定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工程建设的内容、筹资情况、受益范围、工程预决算等应当予以公示。
第三章供水管理
第十四条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纳入城市供水管网管理，由城市供水企业实施供水经营、设施维护和运行管理。
城市供水企业不得向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涉及的农村居民用户收取开户费等费用。
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的供水管理，按照《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农村供水工程由所有者确定运行和维护方式。
农村供水工程可以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委托的具体形式由农村供水工程所有者确定。
第十六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养护社会化服务体系。
支持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养护服务机构为单村供水工程等农村供水工程提供经营管理、设施维护和运行以及技术咨询服务。
第十七条农村供水单位应当配备相应的人员，做好水源巡查、水质检测、供水设施检修和养护等工作，确保设施的正常、安全运行，真实记录运行日志；建立健全供水档案，并确定专人管理。
农村饮用水水质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农村供水水质检测结果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禁止在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禁止生产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使用的用水管网与农村供水管网直接连接。
第十九条农村供水单位进行供水设施抢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阻挠或者干扰。
第二十条农村供水单位应当履行普遍服务义务，优先保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供应，不得擅自停止供水。
因供水工程施工或者供水设施检修等原因，确需临时停止供水的，应当在临时停止供水前24小时通知用户，并向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因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无法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时同时通知用户，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连续超过24小时不能恢复正常供水的，农村供水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应急供水措施，保证用户生活用水的需要。
第二十一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村民委员会应当定期向村民公布水价和水费收支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专项用于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维修和养护的补贴。
农村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计提折旧费和大修费，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用于农村供水工程的更新改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三条农村供水中涉及有关水资源费、城市建设维护费、教育附加费、污水处理费、运行电费以及税收等税费政策，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农村供水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培训不合格的不得上岗。培训不得收取费用。
第四章用水管理
第二十五条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和非生活用水实行分类计价。
农村供水价格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政府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二）利用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单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由村民委员会参照政府指导价，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确定。
农村供水价格的制定权限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用户应当节约用水，并遵循下列规定：
（一）按时交纳水费，不得拖欠或者拒付；
（二）不得擅自改变用水性质和用途；
（三）不得盗用或者擅自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转供用水。
第二十七条用户未按时交纳水费的，农村供水单位可以向欠费用户送达《催款通知》，用户收到《催款通知》后15日内仍未交纳水费的，农村供水单位可以停止供水。停止供水前，农村供水单位应当书面告知用户。被停止供水的用户交清拖欠的水费后，农村供水单位应当及时恢复供水。
农村供水单位对欠费用户停止供水的，不得影响其他正常交费用户的供水。
第二十八条农村低收入家庭等特殊用户，可以免交限额内用水水费，具体用水限额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免交水费的农户名单应当予以公示。
第五章安全管理
第二十九条农村供水水源地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跨行政区域的农村供水水源地，由相关人民政府协商后提出意见，报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三十条日供水规模在200吨以上的农村供水水源，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划定保护范围，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并设立警示标志：
（一）以小型水库、山塘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该小型水库、山塘的集水区域；
（二）以河道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取水点上游1000米至下游100米的水域；
（三）以大中型水库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水库库区的保护范围；
（四）以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的，其保护范围为以开采井为中心半径50米的范围。日供水规模不足200吨的农村供水水源，按照《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规定，明确保护范围。
第三十一条农村供水水源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清洗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的容器、车辆；
（二）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三）向水体倾倒、排放生活垃圾和污水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物质；
（四）设置畜禽养殖场、肥料堆积场、厕所；
（五）堆放生活垃圾、工业废料；
（六）人工投放饲料进行水产养殖；
（七）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供水工程的沉淀池、蓄水池和泵站周边，不得从事可能造成污染、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三条在农村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和地下安全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开沟挖渠或者挖坑取土；
（三）打桩或者顶进作业；
（四）其他可能损坏供水设施或者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在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上下或者两侧埋设其他地下管线的，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遵守管线工程规划和施工管理的有关规定。
农村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地面和地下的安全保护范围标准，参照国家城市工程管线有关技术规范执行。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定期对农村供水水源进行监测；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农村供水水源。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农村供水工程的取水、制水、供水定期进行卫生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通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供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并督促农村供水单位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建立工程建设档案，以及未按照规定报送备案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农村供水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要求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组织抢修，致使供水中断的。
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盗用供水的，责令其改正，补交水费，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转供用水的，责令其改正，可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责令其改正，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生产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使用的用水管网与农村供水管网直接连接的，责令其立即拆除；不拆除的，代为拆除，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阻挠或者干扰供水设施抢修的，责令其改正，可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六）项规定，人工投放饲料进行水产养殖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其他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规定处理。
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城市供水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农村居民用户收取开户费等费用的；
（二）供水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收取水费的。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从事可能造成污染、损坏供水设施或者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环境保护、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对农村供水水源定期进行监测的；
（二）未依法对农村供水工程的取水、制水、供水定期进行卫生监测的；
（三）违反本办法规定收取培训费用的；
（四）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农村供水工程不能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本办法所称农村供水，是指利用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为农村居民和单位提供生活、生产及其他用水的活动，包括城市供水管网延伸供水、乡镇集中式供水或者联村集中式供水、单村供水。
本办法所称单村供水工程，是指以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为单位，由独立的水源、净水工程及输配水管网组成独立供水系统的供水工程。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