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口市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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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口市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周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口市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周政办[ 2008 ] 5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周口市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五月二十日
周口市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
参加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为切实保障我市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待遇，妥善解决破产和困难企业未参加医疗保险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是指市属国有破产和困难企业。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是指下列人员：
（一）2001年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之前，已经法定程序破产、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市属国有破产企业退休人员；
（二）2001年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后，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经法定程序已经破产、无力按《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豫政〔1999〕38号)规定缴费的市属国有破产企业退休人员；
（三）因长期亏损、已停产一个自然年度、且连续6个月以上确实无能力为在职职工发放工资并拖欠基本医疗保险费一年以上的市属国有困难企业退休人员。
第三条 基本原则：
属地管理，个人与单位共同负担、财政支持。
第四条 认定标准：
（一）破产企业以法院宣告破产为准（企业必须提供法院破产裁定书），实行一次性认定。
破产企业需向劳动保障部门提供退休人员基本情况等有关材料。
（二）市属困难企业每年认定一次，由国资委、财政局、劳动保障局等部门共同认定。
具体认定标准由国资委、财政、劳动保障等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共同制定。
（三）国有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必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后，方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
第五条 本办法第二条所指破产、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建个人帐户，单建统筹，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待遇。
第六条 筹资标准和筹资渠道：
（一）破产企业。2001年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启动实施以前破产，以及启动实施以后破产、未参保且确实无力按豫政〔1999〕38号文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破产企业，由财政与个人按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5%（其中财政负担3%，个人负担2%）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与城镇职工参保人员在住院、转诊就医方面享受同样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二）困难企业。筹资渠道、筹资标准和享受待遇与上述破产企业相同。
（三）破产、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补助费由财政每年列入预算，按季度拨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第七条 退休人员应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参加所属统筹地区的大额医疗保险，享受大额医疗保险待遇。
第八条 组织管理：
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由企业主管部门或管理退休人员的单位，统一办理参保手续，参加医疗保险具体办法按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策执行。
企业所属统筹地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退休人员的身份认定、登记参保、保险费征缴及待遇支付工作。
第九条 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局组织实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经办。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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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担保提存于提存标的、目的等多个方面不同于清偿提存，系为保全担保权而对担保财产进行的提存，性质上属消除危险的具体措施。我国法上既存在实然债权的担保提存，也存在或然债权的担保提存。担保提存可源于担保财产的自然或法律属性，又可因担保人、担保权人或第三人的行为引发，不同的担保提存原因对其费用的负担具有决定作用。担保提存请求权性质上属于担保财产的消除危险请求权，其构成不以过错为要件，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导致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多个担保权并存于一物时，担保提存的实行不受担保权实现顺位的约束。担保提存不导致担保财产所有权的变动，对担保权实行的条件亦不生影响。
一、问题的引入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提存“谓债务人或其他清偿人，将清偿之标的物为债权人提存于提存所也。”[1]此种定义，由清偿目的立论，内涵仅仅包含有清偿提存，系对清偿提存所作的界定，与担保提存无涉，自然不能作为包括清偿提存和担保提存在内的提存之概念。有日本学者认为，“广义的提存，是指将金钱、有价证券及其他财产寄存于作为国家机关的提存部门，再由他人自提存部门领取该财产，进而达到特定目的的制度。此种广义的提存，种类是多样的，包括清偿提存、担保提存、执行提存、保管提存等。”[2]该界定能够满足多种类型的提存的需要，但将提存部门限定为国家机关，与我国实际不符。我国司法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规定，提存是指“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较为适合我国国情。从上述规定中可以观察到，提存行为的基本架构为：提存人（债务人或担保人）将提存财产交第三人（提存部门）寄托或保管，条件成就时由该第三人将提存财产交付债权人。另外，依照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提存可以由担保权人（如抵押权人，第191条）请求，也可以由担保人（如出质人，第215条第2款）请求，其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亦存在担保提存，该法第93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立法用语虽为“担保”，但该“担保”不同于《物权法》、《担保法》所言的担保：根据《物权法》等的规定，担保财产要么由担保人占有，如抵押担保，要么由担保权人占有，如质押、留置担保，绝对不会出现由（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外的）第三人占有担保财产的情形。因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而提供的担保，需要担保人将担保财产交付人民法院保全。对照担保提存的基本架构，可知《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名为“担保”，实为担保提存。另外，依据该法第252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换言之，只有在保全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前提下，保全申请人所担保的债权才能成立。故其所担保的债权为或然债权，为担保的新类型；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以担保可能发生的债务，构成了担保提存的新类型。自然产生如下问题：应如何界定担保提存？担保提存具有那些特征？性质若何？担保提存有哪些具体类型？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是什么？担保提存具有怎样的效力？我国法律以较多的条文对担保提存予以规定，（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提出；同年6月30日颁布的《担保法》（第49条第3款、第69条第2款、第70条、第78条、第80条）、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2条）对担保提存也作了规定；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又以8个条款（第174条、第191条、第215条、第216条、第225条、第226条第2款、第227条第2款、第228条第2款）的篇幅，对担保提存制度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显属问题重大，然而学界对此却较少研究。（注：经笔者2010年12月20日于中国知网检索，对担保提存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仅有1篇，即张杭明：《担保提存法律问题研究》，载《方经贸》,2007年第7期。）以提存问题研究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鲜有涉及担保提存者。（注：2010年7月出版的某民法重点教科书，对此也仅有5行文字，参见魏振瀛：《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失其新颖性和学术价值；科学地阐释担保提存制度，对于丰富和发展提存制度、正确贯彻执行《物权法》等法律，亦具意义。
二、担保提存的基本范畴
理论上如何界定担保提存，颇费思量。一般说来，对于学界业已定论的概念，直接给出即可；而对于担保提存这样学界较少研究的课题，如直接给出，则显突兀。“只有从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此要素一般化，方可形成概念。”[3]担保提存的构成事实中，哪些是一般化的要素，担保提存的概念，应涵摄其哪些特征，笔者以为：
1、提存对象为担保财产或担保财产的替代物。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有保证、定金、抵押、质押和留置五种。但限于担保方式的属性或当事人的意思，保证、定金两种担保方式与担保提存无涉。一般情况下，担保提存的对象为担保财产。担保财产的价值可以大于、等于和小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这不同于清偿提存。对于清偿提存，提存财产的价值一般等同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但在部分清偿等情形，提存数额也可小于债务数额；在担保物灭失而又存有责任人的场合，提存财产可以是担保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等替代物。例如，我国《物权法》第174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因此，担保提存的提存对象并非债务人的给付物，而是担保人的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注：本文所说的担保财产，指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可用于抵押、质押或留置的广义的物或其替代物。）
2、担保提存的目的在于保全担保权，而非债的清偿。此为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的重大不同。不论是担保权人请求的提存，还是担保人、人民法院提出的，其目的均在于保全担保权，以便使担保权处于圆满状态。至于是否实行担保权，则需要视债务人是否依债的宗旨履行债务，或是否发生债务而定，因而具有不确定性。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目的在于消灭提存入的债务。
容易混淆的是质押债权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场合。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但台湾地区：“民法”第899条第3、4项规定：“给付义务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向出质人为给付者，对于质权人不生效力。前项情形，质权人得请求出质人交付其给付物或提存其给付之金钱。”此时消灭的是担保人的债务人之债务，担保人和担保权人之间，也仅产生保全担保权的效力，并不能使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我国《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之规定，出质人有权请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予以提存。尽管提存请求权系基于出质人的所有权，而非基于质权人的担保权，但因客观上质权人的质权得以保全，故与担保提存目的不悖。
3、发生的原因可以基于担保财产的属性，也可以基于担保人、担保权人或第三人的行为。担保财产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不论是由于担保财产易腐等自然属性，还是债权作为担保财产时（如债权质押）需要清偿之法律属性，均可导致担保提存。人的行为亦可引起担保提存，行为人既可以是担保人，也可以是担保权人，还可以是第三人。（1）担保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91条第1款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可以提存。这时引发担保提存的原因为担保人的转让行为；（2）担保权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之规定，如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得请求提存。这时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担保权人的行为；（3）因第三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如因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而获得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可以将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提存，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第三人。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原因具有单一性，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1条的规定，其原因有：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债权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几种具体情形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究其原因，均在债权人一方。
4、担保权人并非当然享有提存财产或其价值的支配权。只有在担保权人实行其担保权时，才有权支配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担保提存并非担保权的实行，担保权人不能当然地以担保财产的价值，满足其债权。而担保权人是否可实行其担保权，即使担保财产提存后，也并不能确定。依照我国《物权法》第195条、第219条、第236条的相关规定，只有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当事人约定实现抵押权、质权的情形时，或者在财产被留置后、约定或法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债务人仍不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方可实行其担保权，表现为以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满足其债权。如果债务人已经依法履行了债务，因担保权人的担保权消灭，其不得支配提存财产。但在清偿提存，债权人对于提存财产确定无疑地享有受领权和支配权。
对于担保提存的性质，认为其属于“消除担保权所面临的危险、从而保全债权人之担保权的具体措施”为妥。《物权法》第35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解释上，此处物权应包括担保物权在内。担保物权消除危险之权能，为担保物权效力的体现。担保提存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交第三人保管，应认为担保财产的法律安全得到了保障，从而使得危险得以消除。因此，将担保提存定性为消除危险的保全方法，具有理论依据。另外，此种认识还有利于构建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物权法》第35条规定的“消除危险”之物权保护方法，为担保提存总括的规范依据；第174条等关于提存的规定，则构成了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将担保提存界定为：“为消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因担保财产自身属性或者因担保人、担保权人以及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危险，保全担保权，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并于条件成就时，担保权人可就提存财产实行其担保权的行为。”有权提出担保提存请求的人为担保提存请求权人，相对人为提存人。在担保财产所担保的债务为或然债务时，担保提存请求权依法由法院行使。
三、担保提存的类型化
类型化既是梳理和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重要工具，又是表征研究程度的深度计。“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学研究类型化的程度，其实就对应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民法问题进行讨论深入的程度。”[4]担保提存类型化如下：
（一）实然债权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权的担保提存
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是我国《物权法》、《担保法》上规定的即属于这种提存。例如，《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据此，尽管所担保的债权之履行期尚未届满，有多大部分担保物转让所得价款提存尚不能确定，但担保提存财产（价款）所担保的债权业已成立、确定。
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不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或然债务，指的是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债务。前已述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之规定，因情况紧急，利害关系人在诉前可以请求财产保全，但应提供担保，申请保全错误时，应当赔偿被申请人的损失，故其提供的担保属于对或然债务的担保，而将该担保财产提交给法院，则构成了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事实上，《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亦属于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易生疑问的是，该法第95条、第251条规定的“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裁定准许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究竟属于担保还是担保提存？是确定债务还是或然债务？笔者认为，被申请人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而非申请人，自然不属于担保而属于担保提存；鉴于案件尚未审结，被申请人是否负有债务并不能确定，故属于担保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因此，《民事诉讼法》第92条2款、第93条、第95条和第251条，均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
区分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的意义在于，“为或然债务而进行的担保”本身为法律上的发现，可消除理论误区，丰富和发展担保的类型，并催生出“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之提存类型；还可以认识到，在我国大陆地区，除公证机关外，人民法院依法亦得作为法定提存机关。实践上的意义在于，进行担保提存，在确定提存财产的数额时，实然债务提存的担保财产数额可以由当事人双方约定，一般以债务数额为限；（注：参见《物权法》第191条。）而在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担保提存财产的数额，则由人民法院依照具体案情裁定，可能出现大于担保债务数额的情形。再者，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请求，只能由第三人提出。
（二）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的担保提存
以担保提存产生的原因是基于担保物的属性还是基于人的行为为标准，可将担保提存分为因担保物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
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提存，是指由于担保财产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鉴于担保财产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因而对这一类型可作进一步细分。基于担保财产的自然属性，需要将担保财产拍卖后的价款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自然属性的担保提存；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需要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法律属性的担保提存。前者如以水产品、农产品作为担保财产的情形；后者如以债权质押担保，被质押的债权先于被担保的债权到期，则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应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
因人的行为导致的提存，是指由于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行为而引发的提存。如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物而债务人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的，则可以引发提存。可以导致担保提存的行为人不限于担保人，担保权人、第三人的行为也可以引发担保提存。
区分因担保物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和基于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实益在于：因担保财产的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提存费用由担保财产的所有人承担；因人的行为引发担保提存，则担保提存费用由行为人承担。这对债权质押情形，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因质押债权的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因债之清偿为担保财产（债权）的法律属性，提存费用自然应由担保人亦即用于质押的债权的债权人承担。
（三）因担保人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产生的担保提存
依照担保提存因何者的行为而引起，可以将担保提存划分为因担保人的原因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的原因而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而产生的担保提存。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前述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而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者。因担保权人的原因引发的担保提存，如质押期间，由于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导致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请求提存担保财产。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担保提存，则可以发生在担保期间担保财产被第三人损毁、被国家征收等较为广泛的情形，此时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可予以提存，即为因第三人的行为引发的提存。
上述区分的实益在于：具体确定担保提存费用由何者承担。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费用，由担保人负担；因担保权人引发的担保提存，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多出的部分，由担保权人负担；（注：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92条有不同规定，也有学者认为，此时提存费用应由质权人负担。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并不严谨。出质人虽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但保管费用由出质人负担，此为学界共识。在因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引起质物毁损、灭失等情况下而将质物提存，质权人应负担的是提存费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的部分，而非提存费用的全部。）因第三人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毁损、征收担保物等，则应由第三人负担。
四、担保提存请求权
提存担保财产可以通过协商进行，也可以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进行，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担保提存的工具性权利。鉴于法律侧重于保护权利和权利人，故对“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而实行担保提存”的研究，更具普遍意义。因此，针对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主体、构成要件以及行使该项权利对主债权诉讼时效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应当加以探讨。
（一）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和主体
所谓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指担保权人或担保人享有的、依法请求相对人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的权利。担保提存请求权性质上属于担保财产的保全请求权。请求权有债权性和物权性之分。基于债权而生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生的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基于担保物权而生的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可以对任何特定的相对人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人既可以是担保权人，也可以是担保人。但担保提存相对人是否限于担保人和担保权人，是否包括特定的第三人？现以债权质押为对象展开考察。
债权质押的情形，质押之债权的债务人，是否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易生疑问。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平衡质押债权之债务人和质权人之间的利益。对此，《物权法》、《担保法》均无明文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规定：“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得请求债务人提存之，并对提存物行使其质权。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后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于其清偿期届至时，得就担保之债权额，为给付之请求。”根据这一规定，在金钱债权质押情形，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确定无疑地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作为担保物权的债权质权，属于绝对权，当债务人向其债权人亦即担保人清偿时，则担保权人的担保物权面临危险或有危险之虞，担保权人自然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担保提存是消除危险的可行措施。当然，担保提存后，用于担保的债权之债务人所负担的债务消灭，但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得以保全。同时，由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所决定，担保提存费用应由担保人负担，并不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因此，可以平衡提存债权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明确债权质押时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的提存请求权相对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的规定，值得借鉴，可于相关司法解释中先行规定。相应地，《物权法》第174条规定的保险金、赔偿金和补偿金，为担保人的金钱债权，与债权质押债权先于担保债权到期类似，本着同一事项作相同处理的法律原则，应可类推适用。
（二）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1、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并且担保权可得行使。所谓担保制度，是指“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或者以一般人的一般财产（包括信用）作为债权的担保，以保障特定的债权得以实现”[5]的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是担保权存在的必要前提，只有存在担保物权，才可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如果担保权消灭，则不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
在担保物权存在，但“不予保护”的场合，担保提存请求权处于何种状态？《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依学者见解，虽然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罹于时效，但抵押权并不因此消灭。上述关于抵押权的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押和留置情形。[6]这一观点，深值赞成。问题在于，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是否还存在？处于何种状态？笔者认为，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同样处于“不予保护”状态。这是因为对于抵押权，人民法院已不予保护，而担保提存请求权正是抵押权保护的方法。既然抵押权已不予保护，抵押提存请求权更没有给予保护的必要。
2、担保权受有妨害之虞。根据《物权法》第35条的规定，当物权面临妨害可能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不论妨害人是否有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亦将消除危险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消除危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不包含过错。[7]因此，消除危险之民事责任的承担，以物权受有妨害之虞为已足，并不要求危险引发人具有过错。对于是否确实属于妨害之虞有争议时，应由法院依社会一般观念加以判断。
（三）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对主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
一般说来，主债权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后，实行担保权的条件业已具备。但不排除因担保权人不愿立即采取折价、拍卖或变卖担保物等激烈手段以满足债权等情形。这样就存在着可以行使担保权而不行使、转而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故探讨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可否引起主债权时效中断问题，具有实益。
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将担保财产提存，是否构成所担保的债权之诉讼时效中断？笔者认为，以认定中断为宜。在担保权人行使时，鉴于担保权人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使其债权得以实现，具有主张权利的意思。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应当中断；在担保人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鉴于其已间接但明确地承认了其债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和《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总之，不论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请求权，还是担保人行使担保权，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均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另行起算。
五、担保提存的实行及其法律效力
担保提存的实行，既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在诉讼外进行。在一个担保财产上仅存在一个担保权时，实行起来比较简单，无需多虑。但在一个担保财产上存在多个担保权时，问题有可能变得较为复杂，需要讨论。担保提存产生怎样的效力，亦需要加以分析。
（一）一个担保物上有数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
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若干个担保物权并不鲜见。这种情况下实行担保提存，是否应受原有顺位的约束？换言之，如顺位在先者不实行担保提存，顺位在后者可否实行？应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担保提存性质上属于排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危险，享有担保物权的全部担保权人，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改变担保财产上存在的多个担保权原有的实现顺位。顺位的改变，只能在不妨碍其他担保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相关当事人协商决定。再者，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必然导致担保权的实行。因此，在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多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即使顺位在先的担保权人不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顺位在后的担保权人亦可主张，并应得到支持。
如何协调多个担保权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和担保人，尤其是担保人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有义务通知其他担保权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上重要的基本原则，对于担保提存行为也应适用。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应向其知悉的其他担保权人就担保提存行为进行通知，担保人则应向除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之外的所有担保权人进行通知，从而较好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担保提存的效力
1、实行担保提存，担保财产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不论是第三人提供的担保，还是债务人提供的担保，担保提存均不导致担保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担保人。这是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在效力上的重大区别。在清偿提存，尽管“提存人将给付物提存后，其物之所有权何时移转于债权人，颇成问题”，[8]但有问题的仅为何时转移，发生所有权转移并无疑问，《合同法》第103条的规定即为明证。而在担保提存，鉴于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保全性质，提存并不导致提存财产所有权上的任何变化。即使在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时，如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缺乏债权履行期届至后达成的折价协议，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不能归担保权人所有。存有折价协议的情形，虽然可以发生所有权变动，但其原因为协议而非担保提存。
2、提存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所有，这是由担保提存之财产所有权不发生变动所决定的。但因担保财产已由提存机关占有，故孳息的收取权归属于提存机关，从而发生孳息收取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孳息的收取与其归属发生分离，在担保中较为常见，如《物权法》第213条第1款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再如，该法第235条第1款规定：“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值得注意的是，孳息收取权虽然归属于提存部门，但孽息收取的费用，应首先由孳息中支付。
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探讨
——行政公开参与原则的原理构析及其应用浅评
作者:朱春燕(中国政法大学)
摘要：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是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准则。 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原则到行政活动原则的探讨和发展。现代社会，我国基本上确定了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又可概括为行政合法原则（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优越、法律保留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包括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以及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包括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参与原则等等）。本文将对行政公开参与原则的原理构析和内容分析进行探讨。
关键词：行政公开 参与原则
一、 行政公开原则
（一）行政公开原则的含义及其原理构析
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含义是：政府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该一律公开进行；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应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
行政公开原则的依据规定在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中：“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同人民保持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而公开各项行政活动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前提条件，也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准则。
西方国家由于天赋人权说的影响，很早就开始注重通过宪法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现代社会，行政权的范围不断扩大，公民生活及社会运作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行政机关的控制和影响，而行政机关作为单方面的行为，最容易被滥用而导致侵犯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行政机关，保障公民的权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公民的知情权也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从而获得了宪法的保障。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道的知情权。”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制度了《情报自由法》等直接规定了公民的知情权。正因为如此，行政机关在其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开自己的行为，接受群众监督，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保证依法行政，便成为法治时代的要求。
行政公开重要性之原理在于它是防治腐败最好的防腐剂。不公开、不透明的暗箱操作既是审判活动中滋生巨大腐败的温床，使得在其中许多环节上使权力的黑手有机可乘，也是引发行政相对人不满的直接原因：审判不公开、不透明。使得许多申请人和社会公众对审判结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产生了强大的不信任感。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实行行政公开，把政府的所作所为公开出来，将事情摆到桌面上，也就意味着监督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处，意味着原先罩在公民头晌主任的光环不在虚无缥缈，意味着行政领导人和手中拥有一定实权的人员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滥用职权谋取权利，从而推动廉正建设。因此，“暗箱操作容易滋生腐败，而公开行政是最好的防腐剂，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共识。”(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第959页)
（二）行政公开原则的内容及其在我国的应用评析
从理论上讲，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有关行政事务的事项，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都应该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私人公开。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来分析行政公开的内容，具体可以细化为如下几个方面：
1．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对政府行为应该依法保密的则不予公开，包括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
2．行政机关拥有的某公民个人材料无条件地向该个人公开，除法律规定的除外
3．行政机关颁布的一切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公开，未经正式发布，不发生法律效力
4．凡要求公民承担的义务，包括公民在提出各种申请时应剧本的条件登记程序都必须全部具体列举、公布、通知，不能在公民提出申请时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新的条件和要求
5． 凡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定必须公布和通知。
6． 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咨询
7． 财务公开等等
根据行政公开原则的指导，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推行行政公开，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具体表现在：
一是实行法律、法规、规章公开。不管是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的立法都要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备案”的立法程序，其中“公布”特别要在法定传媒上公布就是行政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是重大决策过程公开，特别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根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再如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过节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
三是财务收支情况公开。这主要体现在法院诉讼费用的收取标准应该透明；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罚款应当开具罚款收据，并将罚款上缴国库；行政机关的平时活动经费都要经过严格标准的审批等等
四是干部任职公示。对于国家而言，领导人的更替都会即使公布；对于各界政府机关而言，领导人的任免也要进行及时公布和通知并接受群众的监督.
但是，在行政公开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国家尚未指定和有关信息公开的立法，公开的范围、内容的法律责任还不明确，是否公开主要还是依赖于行政机关的态度；比如对于政府很多的行为新闻媒体的采访甚至到采访的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行政机关的批准。二是，公开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公开的方式缺乏法定的标准，比如行政机关干部人员任免的公开更多仅是公开名单而对于任免的条件透明度却远远不够。三是，对于已经公开的事情，缺乏反馈的渠道和监督措施，使公开的制度效用难于全面发挥。这些都也许可以主要归结于公开制度无法可依，而只存在一个原则指导上，这也应该是原则指导具体实践的缺陷所在吧。
但总而言之，行政公开原则是实现人民民主不可或缺的一步，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一环。它有利于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有利于加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也有利于消除腐败的根源以推动廉正建设。只有实行执行正公开，才能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题的行为实行真正的监督，从而促使行政主题严格依法行政。缺少行政公开，人们就无从了解行政机关在依据什么行政，在怎样行政，也就不能有效地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也就失去了依法办事的压力和动力，依法行政也就缺乏有效的保障。
二、 参与原则
（一） 参与原则的含义和及其原理构析
行政参与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有权参与行政过程，并有权对行政行为发表意见，而且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对所发表的意见予以重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活动，不仅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也使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能够充分、直接听取公民意见，以避免错误和违法，同时有利于公民加强对行政的监督。
行政参与原则重要性之原理在与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参与是发展中人权观的体现。现代人权保障制度是以法律肯定公民的积极地位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从承认个人自由，到承认收益权，再到许可参政权为基本权利或人权，这是人类对人权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7页) “参政权是现代人权的灵魂，参与行政的权利则是参政权的自然延伸。”( 金国坤：《依法行政的现实基础——影响和制约政府依法行政的因素分析》 第149页) 在国家机关作出各项实体权利决定时，公民只有享有充分的陈述意见、辩论等的参与机会，才可能真正捍卫自己的人格权等基本人权。其次，参与行政也是现代国家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国家职能不再局限于消极保障人民不受国家的过度侵害之自由的“夜警国家”；而在于要求国家相应地转向为公民谋取各种福利，提高生存质量的“福利国家”。这种性质的国家职能的实现必须听取公民的意见，因此，公民参与行政程序也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
（二）我国已建立的参与原则及其简要评析
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③ 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宪法同时还规定，行政机关跟其他国家机关一样，要倾听人民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为人民服务，要经常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现在我国已建立的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作出影响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决定时必须听取公民的意见。如《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2．行政机关制定各种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应建立公平听证程序。听证的程序在《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中对于听证的事项和听证的程序规则都有明确规定，要求听证必须制作笔录，并且要根据听证笔录来作出行政行为决
3．在作出具体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如根据《价格法》第23条：“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
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而开创价格听证程序先河的应该当属铁道部关于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举行听证。
据报道，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质疑铁道部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乔占祥认为，火车票价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应属于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如果要调价，根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消费者的意见，但是铁道部决定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火车票价上浮方案时，没有依法举行听证会。
这一案件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参与行政行为的过程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2001年12月9日，广东省率先举行了2002年春运期间公路客运票价是否上涨的价格听证会，将价格听证从纸上落到了实处。2002年月2日，国家计委组织了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格的听证会。通过听证会，把利益相关人引入政府的价格政策程序，也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价格决策的民主性，同时，也是公民参与行政的典型表现。
由此可看出，行政参与原则的核心应该是公平听证。行政主体在作出对当事人的不利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举行听证程序，不能片面认定事实，剥夺对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这是行政参与原则的核心要求，也是保证相对人有效参与行政程序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作为刚刚立法规定时间不长的听证贯彻得还不够充分，参与原则普及性不广，听证程序的应用范围过窄，听证笔录制作的不够严谨，并没有严格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决定，听而不证、证而不听的情形时有发生。我国的行政参与原则特别是听证程序的贯彻还任重而道远啊！
积极参与行政是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参与使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政策或决定作出以前充分发表意见，影响或改变行政机关的决定，从而避免违法不当的行政决定并给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公民主动参与行政政策 过程将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行政参与原则也使得行政公开原则更有意义。没有参与原则，公开原则充其量只是让行政相对人知晓而已，行政相对人还只是“可知而不可为”，其民主权利依然无法真正实现！
一、问题的引入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提存“谓债务人或其他清偿人，将清偿之标的物为债权人提存于提存所也。”[1]此种定义，由清偿目的立论，内涵仅仅包含有清偿提存，系对清偿提存所作的界定，与担保提存无涉，自然不能作为包括清偿提存和担保提存在内的提存之概念。有日本学者认为，“广义的提存，是指将金钱、有价证券及其他财产寄存于作为国家机关的提存部门，再由他人自提存部门领取该财产，进而达到特定目的的制度。此种广义的提存，种类是多样的，包括清偿提存、担保提存、执行提存、保管提存等。”[2]该界定能够满足多种类型的提存的需要，但将提存部门限定为国家机关，与我国实际不符。我国司法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规定，提存是指“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较为适合我国国情。从上述规定中可以观察到，提存行为的基本架构为：提存人（债务人或担保人）将提存财产交第三人（提存部门）寄托或保管，条件成就时由该第三人将提存财产交付债权人。另外，依照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提存可以由担保权人（如抵押权人，第191条）请求，也可以由担保人（如出质人，第215条第2款）请求，其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亦存在担保提存，该法第93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立法用语虽为“担保”，但该“担保”不同于《物权法》、《担保法》所言的担保：根据《物权法》等的规定，担保财产要么由担保人占有，如抵押担保，要么由担保权人占有，如质押、留置担保，绝对不会出现由（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外的）第三人占有担保财产的情形。因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而提供的担保，需要担保人将担保财产交付人民法院保全。对照担保提存的基本架构，可知《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名为“担保”，实为担保提存。另外，依据该法第252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换言之，只有在保全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前提下，保全申请人所担保的债权才能成立。故其所担保的债权为或然债权，为担保的新类型；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以担保可能发生的债务，构成了担保提存的新类型。自然产生如下问题：应如何界定担保提存？担保提存具有那些特征？性质若何？担保提存有哪些具体类型？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是什么？担保提存具有怎样的效力？我国法律以较多的条文对担保提存予以规定，（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提出；同年6月30日颁布的《担保法》（第49条第3款、第69条第2款、第70条、第78条、第80条）、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2条）对担保提存也作了规定；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又以8个条款（第174条、第191条、第215条、第216条、第225条、第226条第2款、第227条第2款、第228条第2款）的篇幅，对担保提存制度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显属问题重大，然而学界对此却较少研究。（注：经笔者2010年12月20日于中国知网检索，对担保提存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仅有1篇，即张杭明：《担保提存法律问题研究》，载《方经贸》,2007年第7期。）以提存问题研究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鲜有涉及担保提存者。（注：2010年7月出版的某民法重点教科书，对此也仅有5行文字，参见魏振瀛：《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失其新颖性和学术价值；科学地阐释担保提存制度，对于丰富和发展提存制度、正确贯彻执行《物权法》等法律，亦具意义。
二、担保提存的基本范畴
理论上如何界定担保提存，颇费思量。一般说来，对于学界业已定论的概念，直接给出即可；而对于担保提存这样学界较少研究的课题，如直接给出，则显突兀。“只有从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此要素一般化，方可形成概念。”[3]担保提存的构成事实中，哪些是一般化的要素，担保提存的概念，应涵摄其哪些特征，笔者以为：
1、提存对象为担保财产或担保财产的替代物。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有保证、定金、抵押、质押和留置五种。但限于担保方式的属性或当事人的意思，保证、定金两种担保方式与担保提存无涉。一般情况下，担保提存的对象为担保财产。担保财产的价值可以大于、等于和小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这不同于清偿提存。对于清偿提存，提存财产的价值一般等同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但在部分清偿等情形，提存数额也可小于债务数额；在担保物灭失而又存有责任人的场合，提存财产可以是担保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等替代物。例如，我国《物权法》第174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因此，担保提存的提存对象并非债务人的给付物，而是担保人的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注：本文所说的担保财产，指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可用于抵押、质押或留置的广义的物或其替代物。）
2、担保提存的目的在于保全担保权，而非债的清偿。此为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的重大不同。不论是担保权人请求的提存，还是担保人、人民法院提出的，其目的均在于保全担保权，以便使担保权处于圆满状态。至于是否实行担保权，则需要视债务人是否依债的宗旨履行债务，或是否发生债务而定，因而具有不确定性。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目的在于消灭提存入的债务。
容易混淆的是质押债权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场合。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但台湾地区：“民法”第899条第3、4项规定：“给付义务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向出质人为给付者，对于质权人不生效力。前项情形，质权人得请求出质人交付其给付物或提存其给付之金钱。”此时消灭的是担保人的债务人之债务，担保人和担保权人之间，也仅产生保全担保权的效力，并不能使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我国《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之规定，出质人有权请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予以提存。尽管提存请求权系基于出质人的所有权，而非基于质权人的担保权，但因客观上质权人的质权得以保全，故与担保提存目的不悖。
3、发生的原因可以基于担保财产的属性，也可以基于担保人、担保权人或第三人的行为。担保财产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不论是由于担保财产易腐等自然属性，还是债权作为担保财产时（如债权质押）需要清偿之法律属性，均可导致担保提存。人的行为亦可引起担保提存，行为人既可以是担保人，也可以是担保权人，还可以是第三人。（1）担保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91条第1款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可以提存。这时引发担保提存的原因为担保人的转让行为；（2）担保权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之规定，如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得请求提存。这时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担保权人的行为；（3）因第三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如因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而获得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可以将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提存，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第三人。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原因具有单一性，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1条的规定，其原因有：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债权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几种具体情形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究其原因，均在债权人一方。
4、担保权人并非当然享有提存财产或其价值的支配权。只有在担保权人实行其担保权时，才有权支配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担保提存并非担保权的实行，担保权人不能当然地以担保财产的价值，满足其债权。而担保权人是否可实行其担保权，即使担保财产提存后，也并不能确定。依照我国《物权法》第195条、第219条、第236条的相关规定，只有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当事人约定实现抵押权、质权的情形时，或者在财产被留置后、约定或法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债务人仍不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方可实行其担保权，表现为以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满足其债权。如果债务人已经依法履行了债务，因担保权人的担保权消灭，其不得支配提存财产。但在清偿提存，债权人对于提存财产确定无疑地享有受领权和支配权。
对于担保提存的性质，认为其属于“消除担保权所面临的危险、从而保全债权人之担保权的具体措施”为妥。《物权法》第35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解释上，此处物权应包括担保物权在内。担保物权消除危险之权能，为担保物权效力的体现。担保提存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交第三人保管，应认为担保财产的法律安全得到了保障，从而使得危险得以消除。因此，将担保提存定性为消除危险的保全方法，具有理论依据。另外，此种认识还有利于构建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物权法》第35条规定的“消除危险”之物权保护方法，为担保提存总括的规范依据；第174条等关于提存的规定，则构成了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将担保提存界定为：“为消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因担保财产自身属性或者因担保人、担保权人以及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危险，保全担保权，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并于条件成就时，担保权人可就提存财产实行其担保权的行为。”有权提出担保提存请求的人为担保提存请求权人，相对人为提存人。在担保财产所担保的债务为或然债务时，担保提存请求权依法由法院行使。
三、担保提存的类型化
类型化既是梳理和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重要工具，又是表征研究程度的深度计。“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学研究类型化的程度，其实就对应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民法问题进行讨论深入的程度。”[4]担保提存类型化如下：
（一）实然债权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权的担保提存
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是我国《物权法》、《担保法》上规定的即属于这种提存。例如，《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据此，尽管所担保的债权之履行期尚未届满，有多大部分担保物转让所得价款提存尚不能确定，但担保提存财产（价款）所担保的债权业已成立、确定。
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不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或然债务，指的是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债务。前已述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之规定，因情况紧急，利害关系人在诉前可以请求财产保全，但应提供担保，申请保全错误时，应当赔偿被申请人的损失，故其提供的担保属于对或然债务的担保，而将该担保财产提交给法院，则构成了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事实上，《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亦属于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易生疑问的是，该法第95条、第251条规定的“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裁定准许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究竟属于担保还是担保提存？是确定债务还是或然债务？笔者认为，被申请人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而非申请人，自然不属于担保而属于担保提存；鉴于案件尚未审结，被申请人是否负有债务并不能确定，故属于担保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因此，《民事诉讼法》第92条2款、第93条、第95条和第251条，均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
区分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的意义在于，“为或然债务而进行的担保”本身为法律上的发现，可消除理论误区，丰富和发展担保的类型，并催生出“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之提存类型；还可以认识到，在我国大陆地区，除公证机关外，人民法院依法亦得作为法定提存机关。实践上的意义在于，进行担保提存，在确定提存财产的数额时，实然债务提存的担保财产数额可以由当事人双方约定，一般以债务数额为限；（注：参见《物权法》第191条。）而在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担保提存财产的数额，则由人民法院依照具体案情裁定，可能出现大于担保债务数额的情形。再者，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请求，只能由第三人提出。
（二）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的担保提存
以担保提存产生的原因是基于担保物的属性还是基于人的行为为标准，可将担保提存分为因担保物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
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提存，是指由于担保财产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鉴于担保财产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因而对这一类型可作进一步细分。基于担保财产的自然属性，需要将担保财产拍卖后的价款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自然属性的担保提存；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需要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法律属性的担保提存。前者如以水产品、农产品作为担保财产的情形；后者如以债权质押担保，被质押的债权先于被担保的债权到期，则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应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
因人的行为导致的提存，是指由于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行为而引发的提存。如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物而债务人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的，则可以引发提存。可以导致担保提存的行为人不限于担保人，担保权人、第三人的行为也可以引发担保提存。
区分因担保物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和基于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实益在于：因担保财产的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提存费用由担保财产的所有人承担；因人的行为引发担保提存，则担保提存费用由行为人承担。这对债权质押情形，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因质押债权的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因债之清偿为担保财产（债权）的法律属性，提存费用自然应由担保人亦即用于质押的债权的债权人承担。
（三）因担保人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产生的担保提存
依照担保提存因何者的行为而引起，可以将担保提存划分为因担保人的原因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的原因而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而产生的担保提存。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前述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而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者。因担保权人的原因引发的担保提存，如质押期间，由于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导致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请求提存担保财产。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担保提存，则可以发生在担保期间担保财产被第三人损毁、被国家征收等较为广泛的情形，此时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可予以提存，即为因第三人的行为引发的提存。
上述区分的实益在于：具体确定担保提存费用由何者承担。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费用，由担保人负担；因担保权人引发的担保提存，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多出的部分，由担保权人负担；（注：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92条有不同规定，也有学者认为，此时提存费用应由质权人负担。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并不严谨。出质人虽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但保管费用由出质人负担，此为学界共识。在因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引起质物毁损、灭失等情况下而将质物提存，质权人应负担的是提存费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的部分，而非提存费用的全部。）因第三人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毁损、征收担保物等，则应由第三人负担。
四、担保提存请求权
提存担保财产可以通过协商进行，也可以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进行，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担保提存的工具性权利。鉴于法律侧重于保护权利和权利人，故对“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而实行担保提存”的研究，更具普遍意义。因此，针对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主体、构成要件以及行使该项权利对主债权诉讼时效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应当加以探讨。
（一）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和主体
所谓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指担保权人或担保人享有的、依法请求相对人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的权利。担保提存请求权性质上属于担保财产的保全请求权。请求权有债权性和物权性之分。基于债权而生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生的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基于担保物权而生的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可以对任何特定的相对人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人既可以是担保权人，也可以是担保人。但担保提存相对人是否限于担保人和担保权人，是否包括特定的第三人？现以债权质押为对象展开考察。
债权质押的情形，质押之债权的债务人，是否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易生疑问。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平衡质押债权之债务人和质权人之间的利益。对此，《物权法》、《担保法》均无明文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规定：“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得请求债务人提存之，并对提存物行使其质权。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后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于其清偿期届至时，得就担保之债权额，为给付之请求。”根据这一规定，在金钱债权质押情形，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确定无疑地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作为担保物权的债权质权，属于绝对权，当债务人向其债权人亦即担保人清偿时，则担保权人的担保物权面临危险或有危险之虞，担保权人自然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担保提存是消除危险的可行措施。当然，担保提存后，用于担保的债权之债务人所负担的债务消灭，但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得以保全。同时，由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所决定，担保提存费用应由担保人负担，并不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因此，可以平衡提存债权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明确债权质押时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的提存请求权相对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的规定，值得借鉴，可于相关司法解释中先行规定。相应地，《物权法》第174条规定的保险金、赔偿金和补偿金，为担保人的金钱债权，与债权质押债权先于担保债权到期类似，本着同一事项作相同处理的法律原则，应可类推适用。
（二）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1、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并且担保权可得行使。所谓担保制度，是指“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或者以一般人的一般财产（包括信用）作为债权的担保，以保障特定的债权得以实现”[5]的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是担保权存在的必要前提，只有存在担保物权，才可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如果担保权消灭，则不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
在担保物权存在，但“不予保护”的场合，担保提存请求权处于何种状态？《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依学者见解，虽然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罹于时效，但抵押权并不因此消灭。上述关于抵押权的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押和留置情形。[6]这一观点，深值赞成。问题在于，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是否还存在？处于何种状态？笔者认为，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同样处于“不予保护”状态。这是因为对于抵押权，人民法院已不予保护，而担保提存请求权正是抵押权保护的方法。既然抵押权已不予保护，抵押提存请求权更没有给予保护的必要。
2、担保权受有妨害之虞。根据《物权法》第35条的规定，当物权面临妨害可能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不论妨害人是否有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亦将消除危险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消除危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不包含过错。[7]因此，消除危险之民事责任的承担，以物权受有妨害之虞为已足，并不要求危险引发人具有过错。对于是否确实属于妨害之虞有争议时，应由法院依社会一般观念加以判断。
（三）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对主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
一般说来，主债权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后，实行担保权的条件业已具备。但不排除因担保权人不愿立即采取折价、拍卖或变卖担保物等激烈手段以满足债权等情形。这样就存在着可以行使担保权而不行使、转而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故探讨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可否引起主债权时效中断问题，具有实益。
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将担保财产提存，是否构成所担保的债权之诉讼时效中断？笔者认为，以认定中断为宜。在担保权人行使时，鉴于担保权人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使其债权得以实现，具有主张权利的意思。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应当中断；在担保人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鉴于其已间接但明确地承认了其债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和《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总之，不论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请求权，还是担保人行使担保权，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均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另行起算。
五、担保提存的实行及其法律效力
担保提存的实行，既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在诉讼外进行。在一个担保财产上仅存在一个担保权时，实行起来比较简单，无需多虑。但在一个担保财产上存在多个担保权时，问题有可能变得较为复杂，需要讨论。担保提存产生怎样的效力，亦需要加以分析。
（一）一个担保物上有数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
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若干个担保物权并不鲜见。这种情况下实行担保提存，是否应受原有顺位的约束？换言之，如顺位在先者不实行担保提存，顺位在后者可否实行？应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担保提存性质上属于排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危险，享有担保物权的全部担保权人，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改变担保财产上存在的多个担保权原有的实现顺位。顺位的改变，只能在不妨碍其他担保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相关当事人协商决定。再者，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必然导致担保权的实行。因此，在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多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即使顺位在先的担保权人不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顺位在后的担保权人亦可主张，并应得到支持。
如何协调多个担保权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和担保人，尤其是担保人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有义务通知其他担保权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上重要的基本原则，对于担保提存行为也应适用。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应向其知悉的其他担保权人就担保提存行为进行通知，担保人则应向除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之外的所有担保权人进行通知，从而较好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担保提存的效力
1、实行担保提存，担保财产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不论是第三人提供的担保，还是债务人提供的担保，担保提存均不导致担保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担保人。这是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在效力上的重大区别。在清偿提存，尽管“提存人将给付物提存后，其物之所有权何时移转于债权人，颇成问题”，[8]但有问题的仅为何时转移，发生所有权转移并无疑问，《合同法》第103条的规定即为明证。而在担保提存，鉴于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保全性质，提存并不导致提存财产所有权上的任何变化。即使在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时，如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缺乏债权履行期届至后达成的折价协议，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不能归担保权人所有。存有折价协议的情形，虽然可以发生所有权变动，但其原因为协议而非担保提存。
2、提存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所有，这是由担保提存之财产所有权不发生变动所决定的。但因担保财产已由提存机关占有，故孳息的收取权归属于提存机关，从而发生孳息收取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孳息的收取与其归属发生分离，在担保中较为常见，如《物权法》第213条第1款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再如，该法第235条第1款规定：“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值得注意的是，孳息收取权虽然归属于提存部门，但孽息收取的费用，应首先由孳息中支付。
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探讨
——行政公开参与原则的原理构析及其应用浅评
作者:朱春燕(中国政法大学)
摘要：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是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准则。 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原则到行政活动原则的探讨和发展。现代社会，我国基本上确定了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又可概括为行政合法原则（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优越、法律保留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包括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以及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包括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参与原则等等）。本文将对行政公开参与原则的原理构析和内容分析进行探讨。
关键词：行政公开 参与原则
一、 行政公开原则
（一）行政公开原则的含义及其原理构析
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含义是：政府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该一律公开进行；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应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
行政公开原则的依据规定在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中：“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同人民保持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而公开各项行政活动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前提条件，也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准则。
西方国家由于天赋人权说的影响，很早就开始注重通过宪法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现代社会，行政权的范围不断扩大，公民生活及社会运作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行政机关的控制和影响，而行政机关作为单方面的行为，最容易被滥用而导致侵犯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行政机关，保障公民的权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公民的知情权也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从而获得了宪法的保障。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道的知情权。”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制度了《情报自由法》等直接规定了公民的知情权。正因为如此，行政机关在其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开自己的行为，接受群众监督，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保证依法行政，便成为法治时代的要求。
行政公开重要性之原理在于它是防治腐败最好的防腐剂。不公开、不透明的暗箱操作既是审判活动中滋生巨大腐败的温床，使得在其中许多环节上使权力的黑手有机可乘，也是引发行政相对人不满的直接原因：审判不公开、不透明。使得许多申请人和社会公众对审判结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产生了强大的不信任感。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实行行政公开，把政府的所作所为公开出来，将事情摆到桌面上，也就意味着监督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处，意味着原先罩在公民头晌主任的光环不在虚无缥缈，意味着行政领导人和手中拥有一定实权的人员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滥用职权谋取权利，从而推动廉正建设。因此，“暗箱操作容易滋生腐败，而公开行政是最好的防腐剂，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共识。”(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第959页)
（二）行政公开原则的内容及其在我国的应用评析
从理论上讲，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有关行政事务的事项，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都应该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私人公开。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来分析行政公开的内容，具体可以细化为如下几个方面：
1．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对政府行为应该依法保密的则不予公开，包括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
2．行政机关拥有的某公民个人材料无条件地向该个人公开，除法律规定的除外
3．行政机关颁布的一切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公开，未经正式发布，不发生法律效力
4．凡要求公民承担的义务，包括公民在提出各种申请时应剧本的条件登记程序都必须全部具体列举、公布、通知，不能在公民提出申请时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新的条件和要求
5． 凡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定必须公布和通知。
6． 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咨询
7． 财务公开等等
根据行政公开原则的指导，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推行行政公开，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具体表现在：
一是实行法律、法规、规章公开。不管是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的立法都要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备案”的立法程序，其中“公布”特别要在法定传媒上公布就是行政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是重大决策过程公开，特别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根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再如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过节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
三是财务收支情况公开。这主要体现在法院诉讼费用的收取标准应该透明；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罚款应当开具罚款收据，并将罚款上缴国库；行政机关的平时活动经费都要经过严格标准的审批等等
四是干部任职公示。对于国家而言，领导人的更替都会即使公布；对于各界政府机关而言，领导人的任免也要进行及时公布和通知并接受群众的监督.
但是，在行政公开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国家尚未指定和有关信息公开的立法，公开的范围、内容的法律责任还不明确，是否公开主要还是依赖于行政机关的态度；比如对于政府很多的行为新闻媒体的采访甚至到采访的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行政机关的批准。二是，公开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公开的方式缺乏法定的标准，比如行政机关干部人员任免的公开更多仅是公开名单而对于任免的条件透明度却远远不够。三是，对于已经公开的事情，缺乏反馈的渠道和监督措施，使公开的制度效用难于全面发挥。这些都也许可以主要归结于公开制度无法可依，而只存在一个原则指导上，这也应该是原则指导具体实践的缺陷所在吧。
但总而言之，行政公开原则是实现人民民主不可或缺的一步，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一环。它有利于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有利于加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也有利于消除腐败的根源以推动廉正建设。只有实行执行正公开，才能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题的行为实行真正的监督，从而促使行政主题严格依法行政。缺少行政公开，人们就无从了解行政机关在依据什么行政，在怎样行政，也就不能有效地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也就失去了依法办事的压力和动力，依法行政也就缺乏有效的保障。
二、 参与原则
（一） 参与原则的含义和及其原理构析
行政参与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有权参与行政过程，并有权对行政行为发表意见，而且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对所发表的意见予以重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活动，不仅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也使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能够充分、直接听取公民意见，以避免错误和违法，同时有利于公民加强对行政的监督。
行政参与原则重要性之原理在与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参与是发展中人权观的体现。现代人权保障制度是以法律肯定公民的积极地位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从承认个人自由，到承认收益权，再到许可参政权为基本权利或人权，这是人类对人权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7页) “参政权是现代人权的灵魂，参与行政的权利则是参政权的自然延伸。”( 金国坤：《依法行政的现实基础——影响和制约政府依法行政的因素分析》 第149页) 在国家机关作出各项实体权利决定时，公民只有享有充分的陈述意见、辩论等的参与机会，才可能真正捍卫自己的人格权等基本人权。其次，参与行政也是现代国家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国家职能不再局限于消极保障人民不受国家的过度侵害之自由的“夜警国家”；而在于要求国家相应地转向为公民谋取各种福利，提高生存质量的“福利国家”。这种性质的国家职能的实现必须听取公民的意见，因此，公民参与行政程序也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
（二）我国已建立的参与原则及其简要评析
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③ 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宪法同时还规定，行政机关跟其他国家机关一样，要倾听人民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为人民服务，要经常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现在我国已建立的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作出影响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决定时必须听取公民的意见。如《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2．行政机关制定各种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应建立公平听证程序。听证的程序在《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中对于听证的事项和听证的程序规则都有明确规定，要求听证必须制作笔录，并且要根据听证笔录来作出行政行为决
3．在作出具体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如根据《价格法》第23条：“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
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而开创价格听证程序先河的应该当属铁道部关于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举行听证。
据报道，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质疑铁道部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乔占祥认为，火车票价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应属于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如果要调价，根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消费者的意见，但是铁道部决定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火车票价上浮方案时，没有依法举行听证会。
这一案件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参与行政行为的过程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2001年12月9日，广东省率先举行了2002年春运期间公路客运票价是否上涨的价格听证会，将价格听证从纸上落到了实处。2002年月2日，国家计委组织了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格的听证会。通过听证会，把利益相关人引入政府的价格政策程序，也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价格决策的民主性，同时，也是公民参与行政的典型表现。
由此可看出，行政参与原则的核心应该是公平听证。行政主体在作出对当事人的不利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举行听证程序，不能片面认定事实，剥夺对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这是行政参与原则的核心要求，也是保证相对人有效参与行政程序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作为刚刚立法规定时间不长的听证贯彻得还不够充分，参与原则普及性不广，听证程序的应用范围过窄，听证笔录制作的不够严谨，并没有严格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决定，听而不证、证而不听的情形时有发生。我国的行政参与原则特别是听证程序的贯彻还任重而道远啊！
积极参与行政是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参与使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政策或决定作出以前充分发表意见，影响或改变行政机关的决定，从而避免违法不当的行政决定并给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公民主动参与行政政策 过程将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行政参与原则也使得行政公开原则更有意义。没有参与原则，公开原则充其量只是让行政相对人知晓而已，行政相对人还只是“可知而不可为”，其民主权利依然无法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