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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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1956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56）民发字第25号函悉。关于一方居住内地，一方居住港、澳的离婚问题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认为：居住内地的一方当事人，可去函征求对方意见，协商解决。如居住内地的一方，委托律师承办该案时，可由律师机构以律师名义代为去函向对方征求意见。居住内地的一方向法院申请离婚时，可由法院将诉状副本函送对方，并通知他进行答辩。在送达前，当地人民法院应将函件及诉状副本呈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寄出。在邮寄时，可勿用印有法院名义的信封，只须在信封上写明法院的地址、门牌号码和主办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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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性是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话题，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关系，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性贿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色贿赂，是古已有之的权色交易方式。《左传》昭公年间，晋邢侯与雍子争田案中，因雍子为“法官”叔鱼献上女子，叔鱼曲法断案，作出有利于雍子的判决。后被叔向以情色贿赂断为贪墨之罪，叔鱼被处死刑。这大约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一起因情色贿赂受罚的案件了。
到了唐代，社会实践中情色贿赂的形式更为多样，但国家法律对其规制也更趋严密。对于官员接受“情色贿赂”的行为，《唐律》将其界定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也就是说，因为治下民众有所“行求”，而枉法迎娶行贿人之妻妾或女;或者“监临官”接受行贿之人枉法处断公事的请求，为其亲属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抑或监临官亲属明知行贿之人向监临官提出枉法请求，并以其妻妾或女嫁于己为承诺，仍接受安排，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如上诸种行为，均构成“贿赂罪”，可以比照监守内奸犯罪惩处。
唐代情色贿赂犯罪，首先要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唐律》特别强调要严惩“监临官”。所谓“监临官”，指与被监临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职务或公务统辖关系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相对于被管理一方的主管官员。这是因为，直接负有管理责任的监临官员，对下属具有权力的辖制，同时下属也可能会存在有所“请托”的情形，故情色贿赂的行为很容易发生。“监临官”接受情色贿赂的，一般处三年徒刑，如果娶“有夫之妇”的，加重“流二千里”。除了监临官员本身，《唐律》还将监临官的亲属一并纳入该罪，亲属包括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但亲属成为本罪犯罪主体，只发生在亲属本人明知行贿之人对监临官有枉法请求，而仍娶其妻妾及女的场合，若不知枉法请托，则不为罪。对于监临官亲属，根据不同的情形，也要处以二年、三年不等的徒刑。
唐律对情色贿赂犯罪，不止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对于枉法所求的行贿之人，也一并入罪。唐律规定，若男子献其妻妾于监临官，作枉法请求，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亦须强制解除其与所献妻妾的婚姻关系，从而对行贿的男子作出相应的处罚。从受贿、行贿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情色贿赂行为，使得法律的规制更趋严密，预防的效果也更为全面。
唐律如此严格规制官员的情色贿赂犯罪，除了要保证为官职务的廉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唐律》“一准乎礼”，也就是以礼为立法的最终依归，出礼则入刑，而情色贿赂危害最大的还是婚姻家庭、礼教纲常，这也是为什么对情色贿赂的处刑都比照纲常犯罪，而不是职务犯罪。
唐代的廉政法制贯彻了“严而不厉”的总体思想。“严”，是指对待贪污受贿罪立法的法网严密。对情色贿赂入刑处罚，正是廉政法制“严”的体现。同时，在对贪渎官员处刑时，基于“崇官”的思想，又呈现出“不厉”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作为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需要高于常人，也就是首先对官员课以更高的道德要求。日常生活中一些道德的瑕疵，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不算什么，但作为官员，就不允许存在。因此，对官员外在的特别优遇是以内在的高道德标准作为先决条件的，即“崇官”表象的背后是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官员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性贿赂”入刑化的具体设计，无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
关于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王方顺
【案情】
原告：何晗，女，农民，住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
被告：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村民委员会。
原告诉称，其丈夫李德民是外地人，她们结婚登记后二人户口均落户在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多次向村委提出要求划分宅基地的申请，被告一直借故不给划分宅基地。因为没有住房，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职责。
被告辩称，接到原告的申请后，村委会经慎重研究，没有批准原告的申请，依据是《复兴村村庄规划条例》和《关于宅基地的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两个规定均是经村两委、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制定的。根据规定，本村宅基地只分给男的，不分给女的。
【审判】
原告于２００１年第一次起诉时，垦利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依据、证据可以证明其在申请村委会为其划分宅基地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对原告的申请，被告有义务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进行讨论，于村民会议讨论后向原告作出明确的答复，被告理应履行其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对原告何晗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
判决书生效后，被告召开村民大会，对原告的申请进行了集体讨论，被告根据讨论情况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作出决议：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又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申请。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的申请，属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履行给其划分宅基地的法定职责。经市中院指定管辖，利津法院又判决被告在两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但是，被告依然在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集体讨论后作出了“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的决定，也就是不给原告安排宅基地。
【评析】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和各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原告追求与其他村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奋斗走到了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即通过审判解决。但司法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法院不能直接判令村委会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其履行法定职责。村委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重大事项经村民集体讨论决定”，作出了对原告不分宅基地的决定。被告认为不给原告分宅基地依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在一起简单的要求村委会分宅基地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司法审判在保护男女平等原则上陷入了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良状况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我国宪法严重的不良被动性造成的。我国宪法应从“后卫法”走向“前卫法”，必须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一、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导致其权威地位的降低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基本法律必须依据宪法规定来制定，内容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国家，宪法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的行为首先得符合宪法，才能是合法的。但是，正是由于宪法被赋予最高的地位，在实践中其作用只能成为“法律的法律”，而难以成为处理具体问题的依据。宪法由于其原则性过强，不像其他法律那样具有针对性，导致宪法一般不对具体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衡量。在实践中，宪法处于远离司法前沿的大后方，成为一种“后卫法”，处于一种不良被动状态，这使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宪法的忽略，从而导致宪法权威地位的降低。正如此案中，被告召开村民大会经过讨论决定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只是想到了《妇女权益保护法》，而没有引用宪法论证被告的行为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是无效的。我国宪法如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从“后卫法”变为“前卫法”，积极走到处理问题的前沿阵地，大胆审视各种行为和规定是否符合宪法。
二、宪法的非司法化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
据统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共18项，但在具体法律中涉及到的只有9项，其余的则没有相应的法律具体规定。在具体立法不到位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如果不引用宪法，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琦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大部分司法人员在判决书中不想、也不敢轻易援引宪法规定。同时，具体的法律也抵制宪法的适用，真正实现“宪法的司法化”还有很大困难。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在行政审判中明确把宪法的适用排除在外。但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适用结果，有时存在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情况。此案中，根据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原告何晗作为被告的一村民理应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既然其他人能分得宅基地，被告也应给原告分宅基地。虽然原告反复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作出了判决，但是被告仍然不给原告分宅基地，在此司法审判显现出其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无力，陷入了困境。作为一名公民，要求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原告的要求是合法的，被告对其做法也振振有辞，有其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第十九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讨论的结果是宅基地“分男不分女”，被告作出“分男不分女”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却也是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审判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直接判令被告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被告履行法定义务，最终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行政审判中不能适用宪法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和非司法化。
三、解决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一）进一步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既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不应排斥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应尽快采取措施，制定相应法律，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新机制。在司法活动中，首先要考虑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要审查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在判决中，首先考虑要引用的条文是宪法，其次再引用其他法律。
（二）建立司法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制
在司法活动中，建立起对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制度。当发现处理具体问题所要引用的法律与适用宪法会出现不同结果时，要拒绝适用低层次的法律或法规，可以直接引用宪法的基本原则论述理由作出判决。如在此案中，被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实行自治，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规定，作出了宅基地“分男不分女”的决定，这时司法机关就不能引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直接适用宪法判令被告履行分给原告宅基地的义务。有关修宪条款应赋予司法机关跨越不能判令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实体义务这道门槛的权利，这是解决类似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不是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的问题，而是确保宪法得以正确贯彻实施所必要的。
（三）建立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是否合宪相分离制度
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宪法才有效，但是在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审查操作规程，形成职责不清局面。由谁去负责审查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违宪时如何处理都没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宪法、法律都是由同一部门制定的，真正实现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纠正确实有一定难度。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督法律、法规是否合乎宪法规定的新机制，当发现有关规定违背宪法原则时，及时提交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以确保法律、法规能够合乎宪法规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到了唐代，社会实践中情色贿赂的形式更为多样，但国家法律对其规制也更趋严密。对于官员接受“情色贿赂”的行为，《唐律》将其界定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也就是说，因为治下民众有所“行求”，而枉法迎娶行贿人之妻妾或女;或者“监临官”接受行贿之人枉法处断公事的请求，为其亲属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抑或监临官亲属明知行贿之人向监临官提出枉法请求，并以其妻妾或女嫁于己为承诺，仍接受安排，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如上诸种行为，均构成“贿赂罪”，可以比照监守内奸犯罪惩处。
唐代情色贿赂犯罪，首先要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唐律》特别强调要严惩“监临官”。所谓“监临官”，指与被监临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职务或公务统辖关系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相对于被管理一方的主管官员。这是因为，直接负有管理责任的监临官员，对下属具有权力的辖制，同时下属也可能会存在有所“请托”的情形，故情色贿赂的行为很容易发生。“监临官”接受情色贿赂的，一般处三年徒刑，如果娶“有夫之妇”的，加重“流二千里”。除了监临官员本身，《唐律》还将监临官的亲属一并纳入该罪，亲属包括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但亲属成为本罪犯罪主体，只发生在亲属本人明知行贿之人对监临官有枉法请求，而仍娶其妻妾及女的场合，若不知枉法请托，则不为罪。对于监临官亲属，根据不同的情形，也要处以二年、三年不等的徒刑。
唐律对情色贿赂犯罪，不止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对于枉法所求的行贿之人，也一并入罪。唐律规定，若男子献其妻妾于监临官，作枉法请求，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亦须强制解除其与所献妻妾的婚姻关系，从而对行贿的男子作出相应的处罚。从受贿、行贿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情色贿赂行为，使得法律的规制更趋严密，预防的效果也更为全面。
唐律如此严格规制官员的情色贿赂犯罪，除了要保证为官职务的廉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唐律》“一准乎礼”，也就是以礼为立法的最终依归，出礼则入刑，而情色贿赂危害最大的还是婚姻家庭、礼教纲常，这也是为什么对情色贿赂的处刑都比照纲常犯罪，而不是职务犯罪。
唐代的廉政法制贯彻了“严而不厉”的总体思想。“严”，是指对待贪污受贿罪立法的法网严密。对情色贿赂入刑处罚，正是廉政法制“严”的体现。同时，在对贪渎官员处刑时，基于“崇官”的思想，又呈现出“不厉”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作为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需要高于常人，也就是首先对官员课以更高的道德要求。日常生活中一些道德的瑕疵，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不算什么，但作为官员，就不允许存在。因此，对官员外在的特别优遇是以内在的高道德标准作为先决条件的，即“崇官”表象的背后是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官员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性贿赂”入刑化的具体设计，无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
关于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王方顺
【案情】
原告：何晗，女，农民，住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
被告：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村民委员会。
原告诉称，其丈夫李德民是外地人，她们结婚登记后二人户口均落户在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多次向村委提出要求划分宅基地的申请，被告一直借故不给划分宅基地。因为没有住房，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职责。
被告辩称，接到原告的申请后，村委会经慎重研究，没有批准原告的申请，依据是《复兴村村庄规划条例》和《关于宅基地的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两个规定均是经村两委、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制定的。根据规定，本村宅基地只分给男的，不分给女的。
【审判】
原告于２００１年第一次起诉时，垦利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依据、证据可以证明其在申请村委会为其划分宅基地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对原告的申请，被告有义务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进行讨论，于村民会议讨论后向原告作出明确的答复，被告理应履行其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对原告何晗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
判决书生效后，被告召开村民大会，对原告的申请进行了集体讨论，被告根据讨论情况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作出决议：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又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申请。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的申请，属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履行给其划分宅基地的法定职责。经市中院指定管辖，利津法院又判决被告在两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但是，被告依然在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集体讨论后作出了“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的决定，也就是不给原告安排宅基地。
【评析】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和各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原告追求与其他村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奋斗走到了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即通过审判解决。但司法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法院不能直接判令村委会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其履行法定职责。村委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重大事项经村民集体讨论决定”，作出了对原告不分宅基地的决定。被告认为不给原告分宅基地依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在一起简单的要求村委会分宅基地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司法审判在保护男女平等原则上陷入了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良状况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我国宪法严重的不良被动性造成的。我国宪法应从“后卫法”走向“前卫法”，必须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一、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导致其权威地位的降低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基本法律必须依据宪法规定来制定，内容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国家，宪法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的行为首先得符合宪法，才能是合法的。但是，正是由于宪法被赋予最高的地位，在实践中其作用只能成为“法律的法律”，而难以成为处理具体问题的依据。宪法由于其原则性过强，不像其他法律那样具有针对性，导致宪法一般不对具体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衡量。在实践中，宪法处于远离司法前沿的大后方，成为一种“后卫法”，处于一种不良被动状态，这使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宪法的忽略，从而导致宪法权威地位的降低。正如此案中，被告召开村民大会经过讨论决定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只是想到了《妇女权益保护法》，而没有引用宪法论证被告的行为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是无效的。我国宪法如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从“后卫法”变为“前卫法”，积极走到处理问题的前沿阵地，大胆审视各种行为和规定是否符合宪法。
二、宪法的非司法化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
据统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共18项，但在具体法律中涉及到的只有9项，其余的则没有相应的法律具体规定。在具体立法不到位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如果不引用宪法，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琦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大部分司法人员在判决书中不想、也不敢轻易援引宪法规定。同时，具体的法律也抵制宪法的适用，真正实现“宪法的司法化”还有很大困难。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在行政审判中明确把宪法的适用排除在外。但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适用结果，有时存在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情况。此案中，根据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原告何晗作为被告的一村民理应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既然其他人能分得宅基地，被告也应给原告分宅基地。虽然原告反复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作出了判决，但是被告仍然不给原告分宅基地，在此司法审判显现出其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无力，陷入了困境。作为一名公民，要求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原告的要求是合法的，被告对其做法也振振有辞，有其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第十九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讨论的结果是宅基地“分男不分女”，被告作出“分男不分女”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却也是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审判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直接判令被告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被告履行法定义务，最终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行政审判中不能适用宪法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和非司法化。
三、解决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一）进一步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既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不应排斥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应尽快采取措施，制定相应法律，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新机制。在司法活动中，首先要考虑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要审查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在判决中，首先考虑要引用的条文是宪法，其次再引用其他法律。
（二）建立司法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制
在司法活动中，建立起对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制度。当发现处理具体问题所要引用的法律与适用宪法会出现不同结果时，要拒绝适用低层次的法律或法规，可以直接引用宪法的基本原则论述理由作出判决。如在此案中，被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实行自治，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规定，作出了宅基地“分男不分女”的决定，这时司法机关就不能引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直接适用宪法判令被告履行分给原告宅基地的义务。有关修宪条款应赋予司法机关跨越不能判令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实体义务这道门槛的权利，这是解决类似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不是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的问题，而是确保宪法得以正确贯彻实施所必要的。
（三）建立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是否合宪相分离制度
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宪法才有效，但是在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审查操作规程，形成职责不清局面。由谁去负责审查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违宪时如何处理都没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宪法、法律都是由同一部门制定的，真正实现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纠正确实有一定难度。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督法律、法规是否合乎宪法规定的新机制，当发现有关规定违背宪法原则时，及时提交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以确保法律、法规能够合乎宪法规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